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一、战乱中混读私塾
我是在1946年秋冬时节进入清华大学成志学校读六年级的。那是抗战胜利一年后，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能够在这所学校就读，是我的家长和我自己多年的渴望。我很高兴，但是却有点害怕，因为我是在战乱中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记忆是从逃难开始的。我们家不断地东搬西迁，父亲在逃难中被与土匪勾结的伪军绑架勒索，连惊带吓不久后因结核病不治而終。那时，日伪军和土匪到处横行霸道，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哪里有学可上呢?每逃到一地能碰到私塾就算幸运了。念私塾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书籍五花八门。年龄小的学生带着“百家姓”，我则带着哥哥、姐姐们在洋学堂读过的旧书。1946年以前，我先后一共拜了5个老夫子，每段学习都没超过半年，最短的一段只有几天。我学习的内容不外乎“人手足刀尺……”“空气流动就成为风……”，程度最深的一本书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常识课本。可见，现在要我去读六年级怎么能不害怕呢！
二、就读于成志学校
1946年夏初，姨母带着表姐、妹、弟和我一同去上海与姨夫、舅舅会合，以便跟随西南联大人员北迁平津。我们在枪炮声中搭汽车、乘轮船、转火车，一路颠簸，辗转反侧，终于在秋天到达了清华园，生活才得以安定，内心也开始感到了温暖。
成志学校是在1946年秋冬时节开学，因为我年岁已大，家长给我报读六年级。很快，我便发觉自己的知识基础比想象的要差很多，加上语音障碍和听课有时会走神，常会对一些知识产生似是而非的误解。例如，数学课中讲到长度单位“米”的概念时，我就会想，一粒米怎么会有三尺长？我的作文也总是写不好，印象中最好的成绩就是乙等，很是伤心。我很羡慕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他们的作文和成绩优秀的考试答卷被张贴在教室走廊的墙上，那些同学也成了我学习的榜样。学校用这种方式鼓励优秀学生，激励其他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推动教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学校对孩子们的德育教导是和风细雨式的。老师很少批评学生，尤其从不当众批评，很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老师通过组织学生阅读一些童话或朗诵一个故事来进行道德教育，使我们逐渐明白如何做个好孩子。“礼义廉耻”“天下为公”是深入孩子们内心的格言。那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是知道看到老师或同学的长辈时，要立正鞠躬，并且道声“老师好”或“伯母好”；要守信誉，应做的事一定要做好；要讲义气，首先要帮助弱小同学，不能欺负别人；不要贪别人的便宜或占别人的便宜；做坏事是羞耻的，尤其是不能撒谎。至于天下为公，那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去做的事。上述准则能做到吗？有时也会做不到或做不好，但知道那是不对的，做不好或做不到时会感到羞耻，下决心不再重犯！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有在成志学校读书期间对上述的做人准则做得较好，走上社会后，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成志学校对我的品德教育和那些始终铭记在心的格言都被我灵活运用了。
在成志学校就读的3年中，我们班的同学没有发生过吵架、骂人、打人事件。同学之间融洽得如同亲兄弟姐妹。六年级时男女同学在一起玩的愿望很高，还喜欢手拉手地做游戏。课后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在清华园中到处游玩，尤其喜欢去体育馆和工字厅后面的小土山周围戏耍。到了六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开始发育，男同学们会秀肌肉，比鼻梁高低，都想显示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而不再是男孩子了。
小学毕业后，我去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读了初一，读初二时回到了成志学校，与六年级时的老同学们又相聚了。
现在我已81岁高龄，很多过往都已随风而去，但在成志学校读书的情景和与同学们友爱相处的情谊是永远吹而不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