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1957年至1963年我在清华附小读书。其间，教我们音乐的是刘老师，刘秉忠。他那时大概有三十岁的样子，经常穿一件对襟布扣上衣，脖子上围一条长围巾，像个“五四”青年。刘老师山东口音很重，脾气暴躁。他的教鞭是一根断掉一大半的，硬邦邦的小竹棍，不足八寸长。一发起脾气来，他便一边重重地用教鞭敲着黑板，一边气急败坏地对我们大声喊叫，“这是二分音符吗？这是二分音符吗？仔细看看！”……“这里有个符点看见没有！这里有个符点看见没有！”……一到这种时候，学生们便都拉长了脸，谁也不敢怠慢。他的那根教鞭大概就是这么一点点敲短的。不过每当音乐流畅起来，老师便沉浸其中，七情六欲尽上眉梢。这时候大家也就都松快起来，歌声，琴声，声声入耳。
刘老师上课可谓全身心地投入。除了教乐理、教唱歌，他还常用留声机放一些经典歌曲给学生听，讲解关于乐曲及音乐家的背景知识。另外他还在校合唱队和乐队上花了极大的心血。除了在学校给乐队排练，他还义务上门给没有家教老师的学生个别辅导器乐，不论寒冬酷暑，我就是他上门教过的学生之一。我还记得他一次次默默地走到我家来，耐心地指导，又默默地走回去。他的那个轻悄悄离去的背影就像印在我脑子里的一张木刻版画一样，经久难忘。
上刘老师的课既兴奋又紧张，不知道他又要教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记得一次他在课堂上暴怒之后，给我们讲了乐圣贝多芬的一个故事：在一场音乐会上，贝多芬为观众演奏钢琴，台下座无虚席。这时有人耳语，贝多芬停下来，生气地向观众扫了一眼，之后又继续弹奏。不一会儿窃窃私语之声又起。贝多芬猛地站起，走到台边对观众吼道，“猪猡！你们都是猪猡！天下公爵伯爵有的是，贝多芬就我一个！”说罢，扬长而去。这个故事我后来又听到多次，每一次听到，我都会想起刘老师在说到乐圣时的满脸景仰，提到猪猡时的不屑与鄙夷。
我上中学以后就很少再听到刘老师的消息了。其后便是文革十年噩梦，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悲剧变得近乎木然。就在这时候我又听到了刘老师的消息——他在文革中跳楼自杀了，以死昭示他的清白，抗争对他的诬陷。我并没有震惊。在我所听到的长长的自杀者名单里，他似乎理所当然地排在其中，以他的为人，以他的性格。
如今想起刘老师及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由一个人人赤贫却不乏美好追求的时代，到了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却缺乏精神追求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到了一个“猪猡”遍地的时代，一个呼唤贝多芬的时代。如果说，贝多芬是旷世伟人，千年不遇的话，那么毋宁说，我们到了一个呼唤刘老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