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1962年9月,年满7岁的我成为一名小学生,走进了清华附小。
我家住在北院,清华大学的北边。每天上学要经过图书馆、三院教室、大礼堂、阶梯教室、科学馆、一教、二教、二校门,过了桥是照澜院、新林院、胜因院、普吉院,约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才能到达清华最南端的清华附小。过桥,我和小伙伴们有时不走桥面,却要冒险去走桥的扶手,而桥的扶手只有10公分宽。上学的路上还经常遇见住在胜因院的一对俄罗斯老夫妻,我们互相打着招呼,“达斯维达尼亚(再见)”。
一年级时我在五班,班主任是谢老师。谢老师是个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人又和蔼可亲。那时的我胆子小、不爱讲话、不和同学交往,非常惧生。班里的同学不认识几个,但是我记得张早,因为她敢在课堂上离开坐位,跪在地上向后下腰;记得靳玉静,因为她在课间活动时,被转伞撞断了臂膀,很长时间都是挎着绷带来上学。
清晰记得,我在一年级犯的两个错误。
一次上课,我拆开爸爸给买的自动铅笔,看着装铅芯的笔管,心想,如果当哨子吹是不是能吹响?一吹果然响了,完全忘了这是在课堂上。直到谢老师走到我身边,收走我的笔管,我才如梦初醒。晚上,谢老师来家访,我躲在隔壁房间偷听,不敢出来见老师。谢老师将笔管交给妈妈,只和妈妈说些让我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走神之类的话,还说我平时老实听话,不像哥哥那样淘气(她也教过我哥哥)。谢老师没有“告状”,真是个好老师,我顿觉轻松。
但第二个错误可没这么幸运了。一节体育课前的课间,同学们都出去活动了,我在教室里闲得无聊,就模仿老师在黑板上写画了点什么。谁承想由于天气不好,体育课改在教室上了。当上课铃声响起,小关(关永长)老师走进教室让大家坐到座位上时,我却没顾得上擦黑板。小关老师看到黑板上的“写画”立刻发威,“这是谁干的?给我站起来!”我被吓坏了,脑子“嗡”的一下,哪敢承认。僵持了好一阵,有人“诬陷”一个平时比较淘气的男同学,好像叫宋凤林,他没干哪能承认!直到这时,我才不得不站起来,就像上了审判台,脑子一片空白,之后发生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像让我向宋凤林道歉?这件事在我心里布上了阴影,让我害怕、委屈了好久好久。回家做噩梦哭泣,称病不愿上学,并始终记恨关永长老师(小关)。之后我的性格更加内向,做事更加小心翼翼唯恐出错,也许这对我之后的人生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