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园的日子里 之一----周友楠（成志学校1949届毕业生）

    1946至1949年我在清华园学习生活了4年。从10岁至14岁上了清华成志小学4至6年级，亲身经历了不少事情，迎接了北平和平解放。

一、返回清华园

    1943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附小学习。1946年抗战胜利,父亲周久庵带着奶奶、大姑、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从昆明历尽坎坷回到清华园，住进了清华园旧南院9号。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仍重用父亲，沿用1945年11月7日第352次西南联大教授会常委会决议，聘请父亲周久庵为文书组主任，协助校长工作。

二、成志学校学习

    当时成志学校设在普吉院，分小学部和初中部，校舍就是两排灰色平房，作为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平房南面有一个小操场，平房的西面有一个大操场，作为足球场和田径场。没有篮球板和单双杠（后来到了小学六年级时才有）。另有一间小房间，作为冬天上体育课用。当时的老师朱鑑荣是从西南联大附小到成志小学任教，记得从小学四年级起朱老师就教我们班国语和算术，一直跟班到小学六年级，并且一直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她讲课认真负责，从不照本宣科，同学们都爱上她的课。国语课不留什么作业，只是教新生字时让我们在课堂上默字，这样晚上回家后，母亲章啟民有时帮我默写生字。算术课也不留什么作业，只是第二次上课时，让学生做一些练习。朱老师当班主任，善于以表扬为主，从不轻易批评学生。记得有一次我在小操场上踢足球当守门员，朱老师看见我两腿膝盖处捆了两块布，就问我是干什么用的，我说这是母亲帮我做的护膝，防止守门时摔倒磕破膝盖。第二天上课时朱老师表扬了我，说周友楠不但学习好，还爱运动，注意保护自己，捆了护膝，防止受伤，希望同学向他学习。

    其他课程如自然、地理、美术（手工）、体育均没什么家庭作业。体育课是张永庚老师教的，记得有一次冬天在训练房上课，教学生在垫子上做翻跟头练习，张老师当时已有30多岁，还是单身，带头在垫子上做翻跟头示范，告诉大家要领和注意安全，防止扭伤，一些不敢做的女同学也就敢做了。

    张老师还负责教我们美术、手工。记得有一次布置家庭作业，让我们每个学生自己想办法做一个手工作品，第二次上课时交上来。我仿照我自己的浅绿色塑料铅笔盒，用硬纸板做了一个两端是椭圆的铅笔盒，外面用浅绿色亮光纸贴上，并贴上彩色花纹。第二次上课时交上去，张老师一看说我的铅笔盒做得最好，留下作为样品。后来我到张老师办公室，看见我做的铅笔盒被张老师用作自己的铅笔盒，装着铅笔和橡皮，我也没好意思要回来。

    在小学六年级时设有公民课，由张俊骥老师担任，由于没有什么正式课本，张老师就讲一些小学生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如：不允许打架、骂人等。

    由于课外作业少，每天下午四点半下课后，不少学生留在学校踢足球、打垒球，张永庚老师常和我们一块玩。

    课间休息时，我们就玩儿骑马打仗。就是大个同学背着小个同学，和对手扭打，把对方后背上面的人拉下来或推倒在地算赢。我是小个儿常被背着，也常赢。

    成志学校当时的校长由清华大学老师李广田（就是我们班同学李岫的父亲）兼任，他一个星期大约来学校1-2次，我们班学生从没听到过他的讲话。在1949年小学毕业时，李校长和我们一起照了相。我由于品学兼优，小学毕业后，保送本校初中部。

    成志学校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毕业生学习成绩出色。1951年，成志学校毕业生全部考入师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1952年，李岫与吴小平、庄人隽（现任清华大学汽车系教授）和敦婉如四位同学被保送升入师大女附中高中。

    194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学习、生活较正常。

    1947年是国共内战较激烈的一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国统区学生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游行示威不断，还有北平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大约是这年夏天，国民党在清华二校门贴出黑名单，让学校将这些人交给国民党政府，学校没交。最后国民党派军警日夜包围清华园约一个星期，不许出不许进。那时清华园内没有副食及粮食商店，教职工买东西要到成府去，或成府商店老板派员工到清华来送货，给现金或赊账。这样一个星期买不了东西，大家只好光吃粮食，有的家没存那么多粮食，教职工只好互相调剂。

    最后国民党军警到清华园各家搜查抓人。事先通知家里人不许出门。到我们家搜查时，有五六个军警，带头的人说：“我们也不愿意到各家搜查，我们也是按上司的命令执行，没有办法。”我们家正好住着一个从天津来的表姐，领头的军警查看了表姐的身份证，并盘问了半天才放过。这以后国民党军警才撤消了对清华的包围。事后听大人们说，黑名单上的人一个没抓着，他们早就设法跑到了解放区。国民党军警只抓了几个胆小怕事、躲在床底下或柜子里的人交差。1947年，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在北平上午的物价到下午就涨了一半。所以父亲领了工资后交给母亲，就立刻去买粮食，要拿一大捆法币，后来国民党改了金元卷，虽然开始拿得少，没几天又涨到一大捆。当时大姑和母亲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全家7口人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作养活，生活非常困苦，常年吃窝头和大白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