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水木清华的一石一木，从童年时代直至如今，它们始终滋润、陶冶着我的心灵。
成志学校是我的母校。我们一家和成志学校有不解之缘。
1928年7月26日，我出生在北大和清华之间的居民点成府，槐树街11号院的正房中。当年10月，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就来到清华工作，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冯先生刚到清华就参与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华的归属问题。从隶属外交部，改为隶属教育部，国立清华大学就在那一年诞生，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冯友兰先生不仅为清华大学做了许多工作，也为成志学校做了很多工作。他很早就担任了成志学校的校董，并经常为成志学校主持召开会议，会后每次都要在会议纪录后面签上他的名。我记得他还为成志学校写过募捐启事。
我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我3岁上幼稚园，5岁上成志学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随家人南下，1938年6月到昆明。那时我10岁，正好读完四年级。
清华园这段童年时光，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期。当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清华园的生活很优裕，教授的待遇比较高。我们小孩子也都生活得无忧无虑。课间休息时，总会有许多家长来给孩子加餐，送一些点心和水果之类。
那时我家已搬到了清华园乙所，我每天穿过小山坡就到了成志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距离。那时成志学校人很少，一二年级在一起上课，三四年级在一起上课。
当时学校附近有秋千，有大转盘，有跷跷板，还有滑梯等运动设施。我在课间常常在那儿玩耍。
我小时候比较活跃，爱唱歌，在幼稚园或附小读书时，还在音乐会上做过指挥。那时的课程形式很活泼，我记得有一堂课是让同学们挨个上台讲故事或表演。我在台上讲故事时，因为故事比较悲苦，自己讲着讲着也情难自禁，大哭起来。
那时成志学校只有小学部，学生都是清华教师的子女。这些教师几乎都是名教授，那时名教授比例非常高。成志学校当时还不招职员的子女，所以它实际上是清华名教授的子弟小学。当时的教授们子女都比较多。教授们相处得很好，清华子弟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可以说，那时整个清华大学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成志学校也是个团结的集体。迁到昆明之后，大家还是很要好。
到昆明后，我就读于一个私立学校——南菁学校的小学部，读完五年级和六年级之后再上联大附中。当时日军天天空袭，我们没有合适的地方上课，联大附中只好设在了一个庙里。所以说我是在庙里学了几年。联大附中在文林路。文林路上来来往往的几乎都是联大的子弟。我弟弟冯钟越和杨振平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有一次，有人对我开玩笑说：冯钟越总是左边一个杨振平，右边一个杨振汉；梅祖芬总是左边一个潘乃燧，右边一个潘乃穆。——他们这拨人老是在一起。
这些年已经很少出门，但我一直想念着我们当年学习过的成志学校，近些年还曾“梦游”过母校。
我在成志学校受到了非常好、非常快乐的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对孩子小时候的教育，最重要是让他们学会两点，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勤奋。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很欠缺的。当然，要做到这两点，不是小学本身能完全解决的。所以还需要我们从大的环境方面再想办法、做工作。中小学老师的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所以我一直很崇敬中小学教师。
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从小抓起、从中小学阶段抓好。对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让他们生活得快乐，在快乐中成长。快乐的童年，对他们人格发展、对他们一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美好回忆和宝贵财富。我自己在成志学校读书时，是很快乐的，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负担和忧虑；后来抗战时期，生活那样地艰难，可我们还是觉得挺快乐的。总是觉得很有希望、有奔头。
现在中小学阶段孩子们负担太重了。我很心疼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生活得更快乐一些。成志学校培养了很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成了有大成就的人物。现在，很多老校友都已离开了。很多过去的事大家可能就要逐渐淡忘了。
我的母校成志学校已发展成为今天的清华附小。因此，清华附小也是我的母校。明年就是清华附小建校100周年了。它的发展历程、它的办学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回味，好好总结。
最后，我愿送上我的期待——
衷心地希望清华附小成为儿童们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