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岁月不知不觉更改了我们的年龄,也改变了我们的容颜,曾经“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已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尤其最近几年同学聚会,“你猜他(她)是谁”的见面游戏更令人唏嘘不已。一晃40多年,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迎来了母校清华附小的百年诞辰。
一、小学图书馆
1970年,我从外校转入清华附小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是黄玉琴老师,没多久便由程涓生老师接替。用女孩儿的眼光看女人,当时年轻貌美的程老师在学校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况且她身上有种“文艺范儿”,能歌善舞、诗文俱佳。正是她,在我年幼丧母的成长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许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忆中的附小,门口有一棵两三个小孩子合抱不拢的老桑树。果实成熟坠地,曾染黑过我们的双唇。守门的校工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们叫她“吴奶奶”。她曾与我家为邻,退休后随养女回南京定居,临走还送给我一把木制折叠椅。
附小的建筑呈长方形,多是平房,也夹杂着几幢二层小楼。西南边的围墙开了个小门,方便住在蓝旗营的同学上下学。二班在学校尽东头的平房里,而图书馆在学校最西边的二层楼下,相距100多米。每周一下午可以借书还书,那真是一场没有鸣枪的百米赛。谁跑得快,谁就能借到心仪的书籍。我借的第一本书是《刘文学》,文图并茂,还没走到家就看完了。现在回味,那可能是我“阅读时代”的开启,直到现在仍保持着每周阅读一本书的习惯。
程老师喜欢让同学朗读课文。从小组第一个同学开始,读完一个自然段换下一个同学。文字与文学在于日积月累。三四年级时,老师让语文课代表在黑板的右上角开辟了“成语园地”,每天一个成语加解释。犹如打开了一扇窗子,原来成语里还有那么多历史故事!已不能满足每天掌握一个成语的我,开始疯狂地搜寻成语故事,最后用省吃俭用下来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成语词典》。
身处“撂荒疯长”的年代,唯有读书方能求得片刻安静。但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清华园,我们这群“小屁孩儿”也无一幸免,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斗争运动起伏。记得在西大操场召开万人批斗会,上边工农兵学员愤怒声讨教育部长何东昌,而我淹没在同学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里,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看《苦菜花》。一位老师走过来,拿起书看了看封面说是“禁书”,没收了。
这,是第一本我没有读完的书。
二、排练舞台剧
“像那葱葱的松柏万年长青,像那滔滔的江河奔流不息,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时隔40多年,至今我能脱口唱出它的旋律,可见记忆至深。
前面说过程老师颇具“文艺范儿”,我受她的影响颇深。在她熏陶下,我们从小练习写儿歌、诗歌、散文,印象最深的就是全班集体排练舞台剧。
我和余欣、吕枚等几个作文不错的同学,被老师抽出来组成一个写作组,围绕雷锋、刘胡兰等英雄事迹编写剧本,以诗歌朗诵的形式表现出来。全班同学都是“群众演员”,但在挑选“主角”塑造“英雄”雕像时却一波三折。饰演“雷锋”的同学叫朱超,说话带点口音,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岂能容得半点瑕疵?好在此人学习、思想品质好,又肯帮助同学,化妆后竟有几分神似,于是全班通过。而饰演“刘胡兰”的王建琴,为了角色要求不惜将长发“牺牲”,不料演出前突然头顶生疮,中间一片头发被剃掉,此形象与刘胡兰如此悬殊,不换人是不行的。幸好程老师提前准备了AB角,正式演出时由郑晓群代替出场。
在8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文革岁月,程老师能带领我们一群小学生排练讴歌群像英雄的诗朗诵舞台剧,在我们心中绝不亚于经典革命史诗《东方红》。
三、班级“批斗会”
我们这群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可以说“文革”十年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最深。
在被称为“社会晴雨表”的清华园里,走五七道路、反师道尊严、又红又专、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革命口号、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我们这帮“小屁孩儿”也成了“小运动员”。
最近在清华同学的微信圈里,闪出一个熟悉名字——赵欢。她的母亲应该是附小的老师凌仪真。其实我与赵欢同年级不同班,而我们班级批斗的对象恰是赵欢的母亲。凌老师的一举一动便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至今想起来,不知道当时凌老师因何获罪,是右派或坏分子?她没被关牛棚而是被勒令打扫学校的厕所。少不更事的我们每次上厕所,只要看到她在厕所里搞卫生,便会“咣咣”地把门踢得山响,然后疾言厉色对她叫喊:“老实交代问题!”
如今,凌老师已过古稀之年,同龄人赵欢也年过半百,“相逢一笑泯恩仇”。黑白颠倒、人妖混杂的年代,身处历次运动的漩涡中,每个人都曾有过角色“错位”。幸好那时年龄尚小,否则起码的良知和人性若被肆意扭曲践踏,修复起来一辈子都难。
曾记得,教室窗外有一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不管任何季节皆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自由自在地生长,一枝一叶都汲取了这块沃土的养分。同样,这块沃土也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人之初”的印记。“十年的小树长成材,”,不思量、自难忘, 40多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
感谢母校!感念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