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人过半百，如果不是还在为功名利禄矢志不渝地奋斗的话，大概都会自然地触发内心深处的怀旧情结。到了这种年纪，梦想越来越少，回忆越来越多，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研究生的、原单位的，各种多年未碰面的朋友圈逐步被激活了，不同形式和题材的聚会开始多了，但却没有以小学为主题的聚会。儿时的发小虽然时常还能见到，却犹如散落的珠子，没有一根线能把大家都串起来。
这或许与我们的小学经历有关。我1964年进入清华附小的实验班，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年我们从二年级跳到四年级，班级被拆了，也不怎么上课了，接着又赶上清华的百日大武斗，附小本身的教学秩序也很不正常。因此，脑子里再怎么做地毯式搜索也浮现不出当时上课的情景。倒是清华礼堂前的大字报区，主楼前面的批斗会，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的情形，在心中挥之不去。至于到1969年我们是怎么毕业的，毕业班里都有谁，甚至自己是哪个班的，好像都难以确定。总之，当年的记忆若没留在附小的校园里，聚会又从何说起？
一、实验班 阳光灿烂的日子
按心理学的观点，记忆是一个加工、存储和提取的过程。经历过的事，总会存在脑子里的什么地方，但在没有提取线索的时候，却什么都想不起来。早先和人聊起附小，觉得往事远得几乎连烟都看不到了，前几年却突然出现了打开记忆闸门的线索，这就是发小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
那是我们1964年幼儿园毕业时在二校门前的合影，或者说是我们入小学之前的集体照。由于我小学期间没有和其他同学在一起的照片，这是唯一能唤起我小学记忆的东西了。忘了问是谁把这张照片保存到今天的，对我而言，实在应该用珍贵来形容它才对。当时我看着照片仔细地一个个辨认，在几十年后逐个地标注上伙伴们的名字，虽然难以认全，但小学实验班的同学们大都在列。无论如何，实验班的回忆还是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可那真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谢令德老师，她住在我们家后面的15公寓。在15公寓、16公寓和17公寓这个白楼群里，我们这个年级实验班的同学挺多，应该有20位左右。住在谢老师同一门洞的就有南海、诸学农、车琳、余群、唐雪珠等好几个同学，谢老师特别像这个群体的大家长。在我的印象里，她不怎么批评人，属于和蔼可亲型的，笑起来很慈祥的样子，有一种让孩子们自然愿意听从教导的定力，我想谢老师应该是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的。那时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单纯，“众”小无猜，平和的氛围，温暖的集体，虽然不像现在的学校一进校门就有着浓烈的竞争意识，但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天天向上。
我的记忆里有谢老师给我们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的画面，似乎是讲给班里的好学生听的。不过对我而言，虽然一直是班里的三好生，但却弄不清楚我究竟比别人好在哪里。能记得谢老师表扬我的事儿就是班里第一次写作文，她在全班念了我的作文。内容大概是写给***的一封信，班里同学的信大都是写给毛主席的，我是写给刘主席的，而且我写的比较长，大概有接近200字的篇幅。作文发下来后我还有点后悔，想着如果再多写几个“的”字就能超过200字了。但这些事都很平常，不是什么让我觉得骄傲的事。
让我有点骄傲的其实是我在高年级有个哥哥，而班里在高年级有哥哥姐姐的同学并不多。也许代表一种传承吧，那时入少先队之前都有高年级的同学到班里来，入队时也是由他们来人给我们戴上红领巾。不记得那时候是不是管他们叫辅导员，但我们对高年级的同学总有一种崇敬的心理和模仿的冲动。特别是哥哥那年小学毕业，还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小伙伴们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让我觉得挺牛气。现在的孩子大都体会不到这种感觉，号称差三五岁就有“代沟”了，我总觉得这和他们没有兄弟姐妹的传承，不同年龄层的孩子缺少了沟通渠道有关。
现在的孩子上学放学大都有家长车接车送，回家就开始做作业，有时候看上去比大人都忙，做不完作业的后果似乎很严重。而我们那时候上学放学都是自己走着的，边走边玩特别开心，放学后的业余时间可以干很多不同的事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如粘“知了”、玩“踢锅电报”、“踩宝”、弹弹球、拍三角、打乒乓、踢足球、看三国水浒小人书等等，反倒不记得有做家庭作业的时候。从那时可玩的东西和可获得的信息来看，和现在的孩子是没法比的，但如果要是比教育方式的话，我宁可选择那个年代。
我一直认为这短短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又觉得这两年平常得写不出太多的东西，也许这种平常正是“最好”的意思之所在吧。
二、逃学 我的第一课堂
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爆发了，彻底打碎了我的童年梦。
父亲在清华是受“文革”冲击最早的一批人，二年级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家门口就贴上了大字报和对联，大概意思是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我那时候知道他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系主任，还是学校的党委常委，不过总是弄不清到底党委大还是常委大（问过家里，没人给我答案）。但党委常委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就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地主搞在一起了，可能连我父亲自己也未见得明白，他只是灰头土脸地告诉我他犯错误了，让我好好听党的话，不要受影响。不久他就开始被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后来连家也回不来了。
那时我虽然觉得心里憋得慌，但毕竟还小，出去玩玩就忘了。小伙伴们也不太管这些，该在一起玩就一起玩，并没有要避开我的意思。而且在我们住的白楼区，其他同学的家长也陆续被贴了大字报，一群问题儿童在一起，也就没有谁疏远谁、谁歧视谁的事情了。可是9月附小一开学，我们实验班就被拆了，谢老师也不管我们了，虽然大家一起跳上了四年级，却三五成群地被插进了其他班里，多数同学都不认识，一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相信小伙伴们心里一定很不爽，但这也没什么，孩子之间熟悉起来会很快。
情况如果这么简单当然好，但对我而言，这种氛围很快就有了变化。开学不久，全校到大礼堂去开一个批判大会，批判的是谁我记不起来了，被批斗的人是被革命小将头朝下押在主席台上的。台上第一个发言刚结束，高音喇叭又叫着押上另一个人来，那人居然就是我父亲！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子，很快就看见有同学回头看我，接着就是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我本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厕所里，定了定神。我想着这下坏了，全校都会知道我有这么个黑帮爸爸，将来在学校一定会被人天天当成狗崽子骂，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也没有勇气再回到座位上，索性一溜烟儿跑出了大礼堂。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出了门，却没有到学校去，我不知道到学校会发生什么，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又转到了大礼堂前面，煞有介事地看大字报。大人们虽然用挺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但都在忙于闹革命，没人问我在干什么，还有人友好地朝我笑着，意思大概是说，你这么小的孩子就来关心国家大事啊。一天下来，什么也没发生。
就这样，我连续很多天没去上学，混迹在“文革”前线。中午晚上照常回家吃饭，好像学校就在大礼堂的大字报区。我觉得在这里没人认识我，比在学校要安全得多。直到学校老师有一天找到我家，我妈才知道我有很多天没上学校去了，气得不行。不过学校老师似乎还是清楚我怕上学的原因，向我妈保证了我到学校去不会被欺负。第二天我妈专门请了假把我送到学校，至于到了学校以后的情形……断片儿了，应该没发生什么能让我记住的事儿吧？
据说一个孩子学好不容易，“学坏”是很容易的，我的体会，逃学这种事儿，其实是会上瘾的。此后我遇到不高兴的事儿，就不去学校。那时候学校本身上课也不正常，清华的大字报区，就成了我“高小”的第一课堂。从班里的三好生到连红小兵都做不成的黑帮子弟，从遵守纪律的好儿童到逃学逃课的熊孩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迅速地完成了这种身份的转变。特别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哥哥去陕北插队了，母亲被下放宁夏，父亲不知道关在哪里，家里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上不上学可以由着性子来了。
三、反动话 没头脑与不高兴
在学校能让我高兴的事儿不多，最主要还是出身不好，总会有些同学另眼看你。和同学之间的交流，更多地是靠乒乓球。我打乒乓球还算有两下子，一般同学打不过我，但他们还是挺喜欢和我打。所以只有下课或放学占水泥台子打球的时候，我才是最开心的，有的时候还能悄悄溜进西大饭厅去打球。其他时间都是不高兴的状态。当时上课经常会学毛主席语录，讲老三篇，我老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这些对我都不是问题。但出事儿也出在这里。
一次和几个同学一起，说背老三篇的事儿。有个同学说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背了一个晚上，还是背不下来。我本来是想告诉他，这样是死记硬背，没效果，但话说出口的时候，用了“你是个书呆子”这句话。几个同学愣了一下，突然喊了起来：好啊，你真反动，敢说背毛主席的文章是书呆子！我一下子傻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于是像发现了“阶级敌人”似地报告到老师那里，毕竟黑帮子弟说反动话，是很严重的问题。
记得当天上午最后一节课，老师用后半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讲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说一定要警惕，有时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接着就把我叫到了讲台边上，站在那里要我做检查。检查做没做，怎么做的我都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话就是老师说我的话是很“恶毒”的，听起来心里很害怕。因为这个字眼在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里常常见到，而且那时候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横行的日子，如果老子儿子都恶毒的话，那我从根儿上就永远避不开“反动”“混蛋”这种“血统标签”了。
我自己也觉得问题很严重，接下来几天就没敢逃学，老老实实到学校来上课了。不过好像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下课放学的时间，还是该打球就打球，没什么大影响。似乎就是说了句“反动”话，该告的告了，该骂的骂了，该检查也检查了，没有人拿这件事和我反动的父亲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做文章，扩大到学校的层面去。我觉得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半悬的心也就渐渐放下来了。
可类似的事情却又发生了一次，那还真不是老师同学的事，完全是我自己没头脑惹的事儿。一次班里上课时比较乱，老师很生气，在班里训话。说到气愤的时候，问了句你们这样闹得老师没法上课，是谁给你们的权力？那段时间正好刚传达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后面忘了），我脑子不知怎么一短路了,下意识地用这两句接了老师的下茬。全班立刻肃静了，老师也愣住了，沉默片刻，班里有同学喊起来，这小子又说反动话了！老师也反应过来了，叫我立刻出去，到他的办公室听候处理。我想这下完了，除了劈头盖脸地训斥，后面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毕竟这是我第二次说“反动”话了。可老师回到办公室后的态度却让我很意外，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每天要么就是不高兴不说话，一说话怎么就这么没有头脑，一而再再而三地乱说？我隐约体会出老师的意思，好像是他并不想把我怎么样，可我却总在给他找麻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又开过一个批斗会，被批斗的是同年级的一个同学，罪名好像是写反动标语。想到我两次没头没脑说“反动话”的经历，心里觉得特别后怕。现在想想，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你无意中说出的话，结合你的家庭背景，随便就可以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上。只是老师并没有这么做，而且还是有意或无意地保护了我的。因此，对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不管他们让我高兴还是不高兴，说我有头脑还是没头脑，都应该向他们致谢才是。
1969年我终于在动荡中从小学毕业了，在校外我看懂了什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知道了太多十一二岁的孩子不该知道的事儿；在校内我学会变得“有头脑”了，至少没再在公开场合说过“反动”话，这可能就是我在小学后面几年的主要收获吧。
四、结语
这差不多就是我小学生活的全部记忆了，和多数校友的甜蜜回忆相比，也许有些另类。因为“文革”，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小学生活，能写出来的就是这些。尽管这种回忆让我并不轻松，还是要感谢校方为我提供了一次“忆苦思甜”的机会。我知道，母校早已从“动乱”的阴影里走出，但作为附小的历史，这一笔却是不能没有的。我衷心希望，这种另类经历就这样随风而去，应该成为永远不再发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