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附小住校的日子----陈红（清华附小1974届二班毕业生）

　　习近平主席在北师大同学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的老师是学校的光荣。”我小学时期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多次转学，先后在4所小学读过书，其中清华附小这段经历，因为遇到了好的老师，让我终身受益，终身难忘。

　　我们的同龄人都经历过的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小时候的我们连常在父母身边都是奢望，哪里像现在孩子这样，受到父母百般呵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家长接送。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很多清华教师被送往江西鲤鱼洲或三门峡等地接受劳动改造的缘故，一部分家庭的孩子无人照管。清华附小为了帮助这些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开设了住校班，安排专任老师管理。我有幸成为住校班的一名学生。

　　我小时候因为淘气，被当军人的母亲提前送进了某个驻地附近的小学校，又因学习好，跳了一级，到三年级转入清华附小时，恰好比同班同学整整小了两岁。更为无奈的是，在水利系工作的父亲被调去三门峡兴修水利，在部队搞科研的母亲又常年在山区工作，一时间，我便成了家庭中唯一的“主人”。于是，在我9岁的时候，就成了一名住校的小学生，开始了教室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的集体生活。

　　住校班的宿舍是用教室改建的，女生住在一个教室，男生住在隔壁的另一个教室。床铺是很矮的大通铺，每个同学大概只有80公分的铺位，各自从家里带来被褥。记得我第一次到学校住宿是在晚上，来到学校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已经睡下。为了表示友好，我偷偷把带去的零食分给了邻床的一个女同学。谁知这件事被老师知道了，第二天零食全部被老师没收，这让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住校班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强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从这以后，我一直都很害怕那位老师，她是三位住校班老师中管理我们最严厉的一位，别的小朋友也都怕她。

　　当时一起住校的孩子有几十个，每天晚上临睡前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大通铺上翻跟斗打把势，互相追逐，嬉戏玩耍，甚至还比赛看谁可以把脚趾扳到嘴巴旁边。有时我们叽叽喳喳喊叫的声音大了，第二天男生那边还会故意学着我们的口气，说着听到的我们说过的话来逗我们开心。我们一旦听见老师走到门口了，便都迅速躺回自己的铺位，鸦雀无声地装睡。

　　每到周末，别的小朋友都被亲友接回家了，我常常无家可归。我妈妈就把我托付给了一位叫严春荣的老师。严老师非常和蔼，说话亲切友好。我经常跟着严老师回到她家去吃饭，严老师还帮我洗衣服。我有时候感觉老师待我比我妈妈还要好。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严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真的很不容易。

　　我喜欢看书，每次有机会回家时，我都会偷偷从家里床底下的书箱子里拿几本书带到学校去看。有一次我带去的书被工宣队的干部发现了，趁着上课间操的时间，翻了我的书包，拿走了我从家里带来的书，还把我妈妈叫来批评了我一番。因为那本书里面有关于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乡民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被禁止谈论的话题，当然更不能让小学生看这种书。

　　我最喜欢和最难忘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鲁泗信老师。鲁老师教我们语文，因为我读的课外书多，我的作文非常好，常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里宣读。甚至在我转学走了之后，鲁老师还在班里给大家朗读我写给她的信。这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让我更加自信和努力。小时候的大量阅读让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上大学时我还加入了文学社和诗社。这些奠定了我日后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的文字功底。虽然后来我学的是理工科专业，做科研工作好多年，但我还是编写、翻译并出版了一些文科方面的书籍，也算是对当年老师循循善诱、孜孜教诲的成果汇报吧。

　　那时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非常好。听同学陈淑青说，四年级时有一次她被选为清华附小的代表去西单参加国家接待重要外宾的迎宾活动，但家里没有合适的好看衣服，鲁老师就说：“没关系，我女儿的衣服有漂亮的，你可以拿一件穿。”于是她回家拿来了女儿的衣服给陈淑青穿上。直到现在，陈淑青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她们在长安街上看见了周总理和外宾在一起的画面。

　　值此清华附小百年校庆之际，向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道一声珍重，说一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