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三、画里画外的朱碧琴老师
2010年6月25日，得知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首先想到的是吴先生的夫人朱碧琴老师。不知她能否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后来得知，吴先生故去后，家中几乎一切照旧，没有设灵堂，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只在客厅里挂了先生的遗照，但没有挂黑纱与白花。老太太还不知道，还乐呵呵地和亲友打招呼。而家人至今隐瞒真相的原因是，老人这些年身体不佳，患有多种疾病，记忆力大不如前，对身边的许多事情也比较含糊。家人的这种做法，对朱碧琴老师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50多年前，朱碧琴老师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比起其他几位班主任，两年的任职时间算是最长的。尽管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始终怀念和朱碧琴老师在一起的日子。在朱碧琴老师离开清华附小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许多关于她和吴冠中先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追寻这位生于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女性80多年的人生轨迹，我重新认识了朱碧琴老师，也进一步认识了吴冠中先生。我看到了两颗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充满人间至爱的纯净心灵。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好的爱情，还有这样超凡脱俗的生活，还有这样纯粹的、高尚的人，让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时时为名缰利锁羁绊着的我惭愧不已；让我在周围的铜臭味道中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在猥琐的鸡毛蒜皮中看到耀眼的光亮。
1954年，张完秀老师离开清华附小之后，我们升入了四年级，正好朱碧琴老师随丈夫吴冠中先生调入了清华。吴先生在建筑系教美术，而原来就是小学教师的朱老师自然就被分配到附小任教，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朱老师的外表很普通，30岁出头，身材不高，微圆的脸庞，面色白皙，操着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如果仔细端详，可以看出她的眼角已经过早地出现了鱼尾纹，眼神也微微露出一些疲惫和忧郁。
但朱老师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教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善于观察学生的心理，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她关心那些家庭比较困难、学习基础差的孩子，即使是一时成绩不好，也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而是鼓励他们的每一点微小进步。而对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则严格要求，有时近于苛刻。记得我那时贪玩儿，下课就去踢足球，晚上作业草草完成，虽然错误不多，但是写得很乱。朱老师每次都批上“字迹潦草，下次注意” 。如果我改了，就批上“有进步，继续努力”一类的话。
朱老师的语文教得特别好，课文讲解非常细致。那时刚刚开始有了作文课，同学们都非常头疼。写作文时，当堂命题，当堂完成，往往下课时多数都没有写完。朱老师就提前告诉作文题，让大家早有准备。下一堂课时，她经常选写得好的作文宣读，然后加以讲评。这样，使得同学们渐渐不再害怕作文，而且还喜欢上作文课了。记得我的作文被宣读得最多，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如果说，自己还有一点写作基础的话，就是从那时打下。
我正当最淘气的年龄，给朱老师也添过不少麻烦。但朱老师对我并没有用严厉的话语批评，多数情况下，她用眼光就能让你羞愧和自省。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次游颐和园。那时昆明湖是个露天大游泳场，夏天，男孩子都想去游泳。鉴于湖底淤泥很深，每年都有被淹死的。朱老师事先宣布，不得去游泳，并让同学组成小组，互相监督。我那时不会游泳，但很想学。有一位年龄大些的男同学姓马，是回民，个子很高，身体也棒，会游泳，答应教我。在朱老师领着大家登万寿山的时候，我俩就溜到知春亭附近，我们并没有游泳裤，就穿着普通的短裤下水了。马同学其实游泳技术也不高明，只会“狗刨”，而我则一点儿不会，只好在岸边水浅处练憋气。时间已到下午了，估计同学们已经到东宫门集合了，我们便湿漉漉地往东宫门跑。
还没有跑到门口，只见朱老师气喘嘘嘘地朝我们走来。看到我们那狼狈的样子，她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她已经发现我们两人不见了，就把队伍集合在东宫门外，回来找我们，沿着长廊走回排云殿下，又朝湖边向南一路走来。在下午的阳光照射下，朱老师白皙的脸庞微红，鼻尖上沁出汗珠。她没有说什么，但严厉的目光让我们无地自容。她拉着我的手，快步向东宫门外走去。在回去的路上，马同学小声跟我说，回去我们一定得挨批评，没准还得找家长，受处分。
可是，后来朱老师没有再提这件事。我的《颐和园游记》这篇作文还得到了95分的高分。马同学体育好，在学校运动会上得了两个第一名，朱老师在班会上特意表扬了他。从此，我和马同学对朱老师又尊敬又感到有些畏惧，再也不敢做违反纪律的事情了。
朱老师教学是非常认真的，批改作业的量很大。有时，她会让我帮她把同学们的作业本送到她家。她家在北院，房子不小，但是很凌乱，看来是没有时间收拾。朱老师下班之后给家人做些简单的饭菜，就要批改作业到很晚。
在她家里，我们看到过吴冠中先生在作画。吴先生那时在国内还没有很大名气，画的主要是水彩和油画，内容多为江南水乡风景，只觉得很美。在大礼堂前、二校门外、荷花池畔，也常见吴先生带领建筑系学生写生。他穿一件很旧的西服外套，身材瘦弱，神情严肃。后来才听说，吴先生是留法的，而当时国内美术界是一片学苏联之风，吴先生在美术学院与领导和主流的艺术见解不同，被扣上“资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帽子，受到排挤，这才到清华来的。
不过，吴冠中先生在工科学校的建筑系教书大概也难以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所以又先后调到了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朱老师也随着离开了清华附小。在清华附小的两年，朱老师是尽心尽职的，但经常看到她的神情严肃，很少有笑容。在向我们班告别的时候，她的眼圈红了，除了嘱咐我们好好学习外，还说自己没有完全做好班主任的工作，但好在有施宝贞老师来当你们的班主任了，希望大家跟着施老师，完成小学里最后一年的学业。后来才知道，朱老师在清华附小的两年，家务负担很重，吴先生只忙工作和做画，顾不上家。在这种情况下，朱老师教学还那样认真，对学生还那样负责，作为她的学生，我的记忆是幸福而难忘的。一想起朱老师在颐和园寻找我们那生气的表情和鼻子上的汗珠，还有我那作文本上的红笔批语和一串串红圈，我心中既有羞愧，也有感激。当然，对朱老师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由模糊到清晰。她和吴冠中先生给予后辈的无形的教益，还是在多年之后才能够感知和体验。
吴先生的作品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喜爱，每一幅画都是一件艺术珍品，已经拍卖的作品价值17.4亿元，仅比齐白石少0.4亿元。几幅作品每幅拍到4000多万元，甚至5000多万元。但他把精心挑选出的精品都捐献了，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画全部烧掉（那些画按照美术市场的价格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连赝品都达到了数十万、上百万）。按照世俗的理解，吴先生和朱老师可以富可敌国，过上奢华的生活，但他们住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也不给后代留下财富。而吴先生的3个儿子理解父亲的情怀，每人只留了2、3幅小画作纪念（吴可雨先生把留给自己的也捐献了）。朱老师对丈夫的做法非常支持，她不能去烧画，就看着保姆和儿媳烧掉了几百幅。据说，美国人甚至派人到吴先生写生过的地方去寻找丢弃的废稿，可见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地位之高。
吴先生晚年最喜爱的作品有两幅，一幅是画鲁迅的《野草》，一幅就是妻子的画像。这两幅作品都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鲁迅是吴先生最崇拜的，妻子是吴先生心中的圣母。看着吴先生画中的朱碧琴老师，也许我比许多人更能够看懂。如果不认识朱碧琴老师，也许只看到了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她并不如蒙娜丽莎那样有神秘的微笑和雍容华贵的气色，也不像陈逸飞的《浔阳遗韵》中的美女那样透出艳丽和暧昧的气味。但她真诚而朴素，秀丽而端庄，眼光纯净柔和，神态安详平静，经历过风风雨雨而无怨无悔，见识过贫穷富贵而不染凡尘。是的，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朱碧琴老师。
感谢朱老师，您在我年幼的时候给我教诲，您的经历让我看到一位长辈的知识女性自强自立的人生轨迹，读到了一位善良女性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去年，患病多年的朱老师也离开了人世。我再也见不到您那慈爱的面容了。但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您。虽然您只教过我两年，但您对我的影响伴随了我几十年，能够有您这样的老师我感到幸运和骄傲。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在记住吴冠中先生的时候，也记住这个名字：朱碧琴。
四、一句话，一辈子
“一句话，一辈子”，这是一首歌里的歌词。你可知道，一位老师的一句话，引着一个学生走了一辈子吗？
1956年，我升入了六年级——清华附小的最后一年。正如朱碧琴老师所说，由施宝贞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
对施宝贞老师，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她是历届毕业班的班主任，这往往是由最有经验、水平最高的老师来担任的。而根据以往高年级同学的说法，当时在清华附小，施老师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班主任工作能力，都是第一小提琴手。
暑假过去，开学第一天，施老师走进了我们六年乙班的教室。她身材高挑，面容秀丽，衣着得体，举止稳重。施老师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已有十几年的教学经历，当时应当在35岁左右。前几届同学都说施老师是好老师，而且很厉害，这厉害当然有态度严厉，管理严格的意思，但按照当时北京话，应当还有很高明，让学生佩服的意思。当时我们班的许多同学知道要来个很厉害的老师，很有些敬畏的心理，只能鸦雀无声地望着她。
施老师一开口讲话，我们才感觉到，她其实是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说话声音轻柔，读起课文来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她非常擅长指导作文，每次讲评都非常细致，特别强调要言之有物，不要空喊什么“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长大要当接班人”之类的口号，一定要写出具体的人和事，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而在那个年代，受社会上的影响，小学生作文喊空洞的口号，说大话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记住了施老师的话，我和许多同学逐渐改掉了“假大空”的毛病，努力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一些，为后来中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每周一次的班会上，施老师总是严肃而温和地对班上的学习、纪律和团结问题进行总结，提出要求。记得当时同学们到了六年级，都觉得自己懂了不少事情，而其实是似懂非懂，思想相当幼稚。那时小学毕业能够上初中的并不是百分之百，甚至也不是大部分，有相当多的人是考不上的，有的即使能考上，但是家庭困难，弟弟妹妹多，只好参加工作。当时15岁就可以去当学徒工，每月工资15块钱，而不少年长的工人或售货员每月才三四十块，早些参加工作对那些年龄大、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又传说当年要求支援农业，城市里要减少招工指标，一时议论纷纷。我们班超过15岁的同学不少，他们已经无心学习，上课时根本不听讲了，在底下说话的，看小人书的，干什么的都有。施老师并没有严厉批评。她告诉大家：“一个人的一生中学习的机会很难得，家庭有困难，父母还省吃俭用供你们来读书，要想想这是为什么？想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就不需要学习了吗？没有文化是什么也干不好的。”施老师回忆起抗日战争时说：“在重庆、在昆明，日本鬼子飞机成天来轰炸的情况下，学生们没有了教室和课桌、椅，在野外石头上还要学习，很多学生还学得非常好。今天你们的条件比那时好多了，却不想学习，虚度光阴，我非常难过。”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儿红了，下面有的女生也哭了。和我关系很好的男生中，一个叫刘维敏，父亲是工人；一个叫王振国，从山东潍坊农村转来，原来学习都不太好。他们都说，施老师说得对，是为了我们好，以后要好好学了。
40年后，我在一个医院遇到一位60多岁的女医生周友樟，她是我小学同学周友桐的姐姐，抗日战争后期，周医生在昆明上小学，是施老师的学生。周医生让我到她家里去，给我看了施老师写给她的毕业赠言，具体地讲述了在那样艰苦环境下师生们的生活，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施老师的丈夫戴世光是著名的统计学家，已经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但她的一家仍然住在清华西院16号，当时我家住在西院18号，相隔不远。一次施老师到我家去家访，看见我正在扫地，母亲正在给我补衣服，施老师表扬了我帮助做家务劳动，还和母亲谈了一会儿。原来施老师是说我学习进步很大，但不要骄傲，还要带动班上的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一起把成绩追上来。后来，我和比较要好的男同学常在一起学习，如刘维敏和王振国，这两个同学后来都考上了中学，又分别上了中专和师范学院，毕业后工作都不错，现在还和我有联系。
1956年至1957年，正是国内外多事之秋。社会上的风吹草动也会影响到学校，何况我们学校在北京。学生来自大学校园内外，家长除了教职员，还有工人、农民、市民等等，年龄有大有小，思想情况可以说相当复杂。但毕竟是小学生，听风就是雨，听到点儿事情就胡乱议论，有的还沾染了一些市井习气。最不好的事情是：自己如果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却嫉妒处境好一些的，贬低甚至欺辱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一旦沾染了中国社会上的这种恶习，就会做出有违人性的行为。
有一次，几个平时不好好学习的同学下课后围着一个高个子女生起哄，还叫着“傻大个，你爸爸是反革命”，甚至往她衣服上吐唾沫。她哭得很伤心。原来她叫张丽苹，是清华俄语教授张捷珊的女儿。张丽苹的脑子有些迟钝，被有些同学起外号“傻大个”。过去谁叫她的外号她就跟谁打，一般男生还打不过她。这位俄语教授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前几年在清华还挺红的，当时学苏联，俄语教授又缺，他还成为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后来肃反中张捷珊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和张丽苹“有仇”的同学就来报复她了，同情她的同学也不敢去帮助和安慰她。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非党人士，不敢管。施老师却立刻出面制止了起哄的同学，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把张丽苹领进了教室。 在班会上，施老师说到了这件事。她说：“张丽苹的父亲如果有问题，自有政府去处理。她一个小孩子又有什么责任！何况脑子有病，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同学呢？一个人要善良，要正直，要有同情心，不能拿别人的痛苦当自己的快乐！”施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激动，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一年时间很快就要过去，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准备报考北京101中学。当我惴惴不安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施老师说了，没有想到，她斩钉截铁地说“好，我支持你！”还说，一个人有了好的想法就要坚决去做，不要犹豫。在施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班共有18人去考101中学。而甲班则只有我弟弟一人放弃保送去考101中学。考试结果：我们班17人被录取（另1人第二年考取），甲班我弟弟也被录取了。到中学报到前，我们这些同学高高兴兴地去和施老师告别。施老师也很高兴，还把顾蔚云校长请来，鼓励我们到了中学好好学习，为母校争光。
没有想到，施老师还特意到我家，和我说了一番至今让我难忘的话。施老师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有正义感，有同情心，老师希望你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老师的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答应。
上中学后，施老师的家搬到中国人民大学去了，就很少能够见到她了。但她还在附小工作，有时在路上遇到她，我都会停下脚步，向她行礼。直到大学和大学毕业以后，有时还会在路上看到她骑着旧自行车的身影。到了1970年代，施老师已经五六十岁了，从人大到清华的路上仍然可以看到她。一次，在寒冷的冬天，我又看到了施老师。在寒冬凛冽的西北风中，看着她远去的身影，被风吹乱的花白的头发，我伫立了很久。
回想我遇到的4位班主任，前3位中的杨老师、张老师和朱老师，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优秀的个性，或坚毅果决，或活泼亲切，或温和细腻，但当时我年龄小，从她们身上获得的主要是感性认识，她们都以高尚人格感染了自己的学生。施老师和她们相同，她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所有同学总也忘不了的。不同的是，施老师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她教的是年龄12岁以上的开始懂道理的孩子，因此，她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认识，让我们初步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可以说，她是小学里塑造学生心灵的最后的完成者。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所尊敬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1920年代在清华出生，抗日战争开始时离开北京参加革命，他在《永远的清华园》一书里说，一个人的童年时期是最重要的，许多东西就像种子一样种下去了，以后遇到适当的环境，就会发芽、开花、结果。王元化先生说在清华园的生活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作家宗璞先生（清华附小的前身成志学校毕业）也说过类似的话。细读王先生的作品和宗璞先生的作品，我想了很多。施老师在童年时期给我的教诲，当时就像播种了小小的种子。每当想到施老师眼含热泪、语重心长讲述抗战时期的艰苦，想到她在风中的背影和白发，想到她毕业前对我说过的话，我都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也教过许多学生，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努力以施老师为榜样，用真心和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学生对我的亲近和尊敬，使我感到幸福。虽然现在的大学生和过去的小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但每当我看到教室里那些稚气未脱的脸，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就禁不住要把施老师当年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
在人生起步阶段，成为施老师的学生，是我的幸运。我庆幸自己是一步一步沿着老师指引的路走过来的。一句话，一辈子。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在这红尘滚滚的时代，做一个正直的人，很难很难。如果说施老师像蜡炬，以自己的烛光照亮了她40年里教过的几千个学生，我愿做一只小小的萤火虫，用微弱的火星，给周围带来一点点光明。
-
- 图31-2 吴冠中先生给朱碧琴老师画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