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我是1972年3月入读清华附小的，那是最后一届春季入学，我在一年级六班，全班40多名同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邢老师，邢老师年纪比较轻，看上去不到30岁，梳着两只“刷子”，面容端庄严肃，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语文课。
当时的附小北院墙有东西两个门，低年级的学生从东门出入，东门内两侧是平房教室，基本上是安排低年级使用，往前走过了两排平房就是3栋横排的两层教学楼，是给高年级使用的。后来仿佛就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到了3年级进入了楼房，升到5年级就在2楼上课了。
教学楼掩映在一些粗壮的大杨树中，楼是旧灰色的，这些楼和树给人悠久的感觉。
附小的操场仰卧在学校的北面，说是操场实际上就是一个三面被大水沟围绕的比较平整的开阔地，比现在的标准操场大很多，硬土质，地面好像用砂浆一类的东西处理过，地面坚实。每天上午两节课后的课间操，一位被同学们叫做“赵区长”（好像是酷似电影地道战中的赵区长）的中年男老师，操持着洪亮的河北口音（有说是山东口音）催促全校同学到操场做广播体操。在每天集体嘈杂和集体欢乐的短暂时光中，操场上的砂浆石块是不少男生踢打的玩具，女生的聊天声和笑声也穿插在其中，待整队完毕，广播体操乐声响起，一切变得整肃、秩序起来。这是在每日的朝阳中，一队队我们这些穿着单调、简朴的60后同学共同组成的集体景观和印象。
从1972年入学到1977年毕业，正是中国经历最多重大变化的时期，黄帅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学工学农，唐山大地震，中国3位伟人接连辞世，粉碎四人帮，那些重大的中国历史事件在这5年中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波波连续袭过。年少的我们以低矮的视角旁观、参与、感知和见证着这一切。
那个年代，附小的学习过程时而会被爆发的政治事件粗暴打断，而后再恢复常态，对于我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那个时候没有中考、高考，也不追求升学率，在又红又专的革命导向下最为浓重、深刻的印象是学校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然政治性的居多。比如学习毛选、学工、学农、参加各种政治运动。
每周好像有两个下午不去学校，住在附近的同学组织起马列学习小组，下午到某个同学家带上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由组长组织背诵，算做作业。到现在还能背诵的毛主席语录，都是在那个时候记忆下来的。
让所有同学最兴奋的事情就是学工学农了。低年级时只参加三夏三秋，到了6月底和9月初，学校都要组织全校师生到清华大学北门外的前八家大队接受再教育，帮助生产大队捡麦穗和拾稻穗，并且以班为单位展开竞赛。竞赛之后更大的乐趣便是在只有短短麦茬的田野间扑捉四处跳跃的青蛙、蚂蚱、蟋蟀，现在这样的活动对我们的后代来说竟都成了收费的奢侈品。
环操场三面的大沟下是附小的水稻田，按照班级分配。水稻田的南端是二年级时全校师生共同兴建占地约5亩左右的晒水池（现在清华的西南小区就建在晒水池的原址上），后来才知道插秧前灌进水稻田里的水是要晒热的。到了四年级，我们班也分配了一块儿水田，在暑假前，学校派来的老师带着我们到育秧池领来秧苗，老师一个班一个班地示范插秧，然后每组按照分配的水田包干。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稻子已经长到一尺多高，放学后各组轮流去稻田拔稗子（野草的一种）。9月末，黄灿灿的稻穗随秋风摇曳着。秋收时，没有镰刀，一把把稻子被连根拔起，打好捆，送到操场打谷机旁高高的稻堆上等候脱粒。在收获的那一天，几百名师生往来穿梭在大操场上，热烈的场面让人终生难忘。
五年级的冬季，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学工活动，历时两周，地点安排在北京铅笔厂。在一个和煦阳光的冬日，我们这群充满好奇、充满说不清期待的小学生被领入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位姓孙的矮小的中年女师傅负责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两周的任务是“码板”，是将一块块半个数学作业本大的煮好的木板，码成比席梦思床大些的圆圈，码到一个成人的高度自然风干。两周的时间在重复单调的工作中寻找着我们自己的乐趣，从中了解了铅笔的制作工艺流程，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再教育”。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后来对中国社会比较完整了解的形成，其实在学工和学农时就开始了，这一切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活生生的田野、稻花、麦穗、公社社员、生产队长、厂房、机器和工人师傅共同的构成。
5年的小学生活感觉比现在的任何阶段都要长，或许因为故事最多，或许是经历过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或许是比现在的孩子拥有更多的童真和乐趣吧。
当看到40多位的同学名单时，这一刻江彦生、鲁旭东、刘伊伟、甘宇虹、彭立峰……那么多同学鲜活充满童稚的面容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地出现在脑海里，并串联起他们的故事和共同的往事。虽然我们劳燕分飞接近40年，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那时候的形象、故事都保鲜在其他同学心里。
现在的附小，她虽然已经改变了昔日的容颜，但无论如何改变，她都是不同年代的骄傲，也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她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深深钉在心中的里程碑，在这里启动了我们步入社会的初始步履，引领了我们的成长。在附小马上进入百年校庆之际，祝福母校桃李满天下，再造百年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