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2015年是清华附小建校100周年的日子，我找出爸爸为我保存的“文革”前一二三年级的成绩册；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三好生”奖状，以及1968年“文革”期间的小学毕业证书，准备借给清华附小做校史展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也留个档案，我将这些材料拿到办公室扫瞄，同事们看了都感觉非常新奇。
翻开1962-1963学年的成绩册，操行评定引人注目，同事忍不住大声念了起来：“学习努力，大胆回答问题，对同学友爱，对老师礼貌……同时你对功课差的同学……”同事的声音忽然变小了“不能耐心帮助…衣着整洁要加强。”全体同事和我都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认为附小老师是实事求是的，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一味的表扬或者批评，是不正确的，必须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一个人才会不断地进步，变得越来越优秀。
一、比妈妈还亲的班主任
我是1962年上小学的，当时附小缺少老师，音乐老师毕可纫就做了我们一六班的班主任，这段评语就是毕老师写给我的。我家子女多，妈妈照顾不过来，我和姐姐小小年纪既要帮妈妈做很多家务，又要带两个弟弟。那时我虽然是短发，但头发多，头顶扎起的一个小辫子歪到右后方，从不多的家庭照片中我注意到，那把歪到右后方的小辫子是很不雅观的。我记得毕老师总是在讲完课同学们做作业的时候，把我悄悄地招呼到讲台旁边，帮我重梳辫子，最后还把自己头上的卡子摘下来帮我别好。毕老师一边给我梳头我一边想，要不要谢谢毕老师呢？我又想到妈妈说的话：“一家人是不需要谢的”。看来我真没把毕老师当做外人，当年连一声谢谢都没说。现在我要给毕老师鞠一躬，补说一声：谢谢亲爱的毕老师。
那时候妈妈为了省钱，自己给孩子们做衣服。记得有一次妈妈用格子布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因为我平日总穿旧衣服，又觉得妈妈缝纫手艺有些差，穿上新衣服并没有觉得好看。我走进教室还没到自己的座位，就听到了毕老师的声音：“穿新衣服了，真好看。”我回过身，非常惊讶，心里特别高兴。我认为操行评定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家长的，因为妈妈从来不注重穿着。毕老师虽然只比我大十几岁，却能像妈妈一样爱着自己的学生，不但在学习上教导学生，而且在生活上呵护学生，所以毕老师是比妈妈还亲的班主任。
二、“厉害”的班主任
相比毕老师的和蔼可亲，我印象中二年级班主任谢瑞芝老师很“厉害”。我是个有缺点的学生，上课有时会有小动作或者小声说话。每到这时，谢老师会盯着我看，并不说什么，我自然就害怕起来。她给我的评语是：“要求进步……尊敬老师听从教导，在遵守纪律方面有时表现很好，但有时就不自觉，一个好学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多么好的老师，已把我归入好学生之列，但还是严格要求我，希望我改掉缺点。
我记得三好生是老师带领同学们投票选举的。因为我是一个有缺点的学生，只记得自己担心落选。奖状说明我二三年级还是被选上了三好生，奖状还有按钉在墙上展示的痕迹。真感谢爸爸为我保留下这些东西，要不然什么也不记得了。
三、和蔼的班主任
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是张俊芳老师,张老师不但和蔼可亲，而且对我是很信任的。上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同学们也开始浮躁起来。那时候女同学中流行刻剪纸，谁要有了新样子的剪纸，大家会用白纸或电光纸铺在剪纸背面，用铅笔在纸面上涂（又叫拓），拓好了再刻，这样自己就有了新剪纸。大家互相传来传去，每人一个铁垫板，一把竖刀，一个夹剪纸的本子。我们经常下课拓好剪纸样，上课找机会偷偷地刻，老师上课受到影响。对于这种现象，张老师批评过多次，我嘴上说改，但看到新样子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次，张老师发了一张算术卷子让大家做。时间差不多了，张老师要收卷子，但是同学们都说没做完。张老师把信任的眼光投向后排的我问：“郭玉倩，你做完了吗？”我根本就没做！因为最开始我看了一眼卷子，心想那么简单，一会儿几下就做完了，此时正在位子里悄悄地刻一个新剪纸呢。面对老师信任的提问，我只好抬起头皱着眉头向老师摇摇头。我让老师失望了，我认为是自己欺骗了老师。这件事让我铭记终身，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张老师给我的评语是：“热爱学习肯用功，勇于向不良现象做斗争。热爱劳动……生活俭朴，注意节约……今后在课堂上要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注意方法，与同学搞好团结，争取全面发展。”同事念完了这段评语，感叹到：“这个张老师太了解你了，你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的老师给了我实事求是的评语。
四、对其他老师记忆
五年级时，“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小学生们同样受到了影响，有个女同学直呼班主任的名字：“金佳佩！你怎么怎么样！”具体说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当时这个同学盛气凌人的样子，记忆深刻，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同学对老师这样不尊敬。而样子像大学生的金老师，就当什么都没听见，教学中仍然尽职尽责。千年传承下来的师道尊严，在短短的时间里遭到破坏，这在当时那种大背景下，谁也没办法，可能是见怪不怪了。
六年级的班主任郭淑敏，给我的印象是与同学打成一片，人很泼辣，干事雷厉风行，她好像就是我们同学中的一员，什么时候都与我们一致行动，毕业多年了，遇到她时还像是非常熟悉的老同事一样打招呼。
我还记得低年级时的体育刘维孝老师，不管是平时见到还是上课时，总对你笑得很开心。体育第一课先给我们讲故事：小的时候淘气爬树玩，一不小心掉下树，一屈腿蹲在地上没摔着，因为他平时锻炼得好。所以嘱咐同学们要重视体育，上好体育课，锻炼好身体，保护好自己。
1968年我们要毕业了，好像是在假期，我们得到通知：某月某日到附小领取毕业证。我们按时来到学校，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没有什么人，校门口有一张桌子，一位慈祥的岁数偏大的我们不太熟悉的女老师坐在桌前（好像是姓沈），来一位同学就按名单开一张毕业证。我们再没有回到自己班级的教室里集合，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了清华附小。
2014年9月10日教师节时，为给顾慰云校长的塑像揭幕，我们部分校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清华附小，我思绪浮想联翩，回忆起这些亲爱老师的片段。在校园里，学生们一班一班地走来走去，一个男孩子大声问：我们去哪里呀？一位在旁边照应的男老师（后来打听到是负责后勤工作的李群生老师）弯下他瘦高的身躯，轻轻地摸了一下男孩子的脸，和蔼的告诉他去哪里。这一瞬间被我看到了，非常感动。我想：老师们太亲切了，我们能在这样的学校上学太幸福了。2015年，清华附小即将建校100周年，这100年的历史是多少这么慈祥、亲爱的老师写就的。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名字将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