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小——我童年的摇篮----张韵璇（清华附小1956届乙班毕业生）

　　1950年夏末，从清华幼稚园毕业的我报考清华附小。记得老师问我：“斯大林是什么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男人。”老师们听后哄堂大笑，想必在她们眼中这孩子也不算傻，六岁半的我就这样成了清华附小的一名小学生。

　　我父母于1949年先后调进清华大学工作。我们家兄弟姐妹6人都是清华附小的学生。从1950年我入学算起，直到小弟1967年小学毕业，我们和清华附小结缘17年之久。陈玉萍、沈玉凤、王伯英、施宝贞、何惠莲、黄玉琴、彭光玉、关培超、刘秉钟等许多老师都教过我们。

　　和现在相比，我们当年在学校的学习很轻松，课余作业很少，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完作业我会看很多课外书，尤其喜欢看各国的民间故事。《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报》等读物也期期不落。也许日后我写作文不那么费劲，就与童年时期看了大量的书有关吧。

　　记得从云南部队转业到附小的陈德馨老师负责组织我们的课余文艺活动。她教我们跳孔雀舞，排练各种节目。我和几个喜欢唱歌跳舞的女同学经常到住在“古月堂”的陈老师家里去玩儿。后来我开始学弹钢琴了。在一次学生钢琴音乐会上，比我高几班的杨行璧姐姐( 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在乐曲演奏结束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刮键动作，即用右手背的指甲尖从钢琴最低音到最高音快速地滑奏。哇！钢琴居然能奏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我惊叹不已。这也许是我后来选择音乐为职业的最初感动吧！

　　我还记得临近毕业准备小升初统考的前几天，班主任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你平时成绩挺好的，但是字写得龙飞凤舞，统考试卷上会减分的”。老师的提醒好重要啊，我开始一笔一划地认真书写作业。统考时，我的卷面工工整整，考试成绩优秀。我可以选择到101中学上学，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附中，因为在我心里，清华园里的学校和老师是最好的。在小学的6年中，也有过不少趣事。上初小时，班主任陈玉萍老师看我比较听话，就让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座位，安排了一个很淘气的男孩儿坐在我旁边。在一次算术课上，那男孩儿突然大声喊道：“陈老师！你说上课不许吃东西，你怎么嘴里在嚼东西啊？”顿时同学们一片哗然。温文尔雅的陈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今天我吃了大蒜，嘴里有气味，所以嚼了一点茶叶” 。哦，原来是这样啊！ 大家交头接耳了一阵，很快安静下来继续听课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黄万里教授的女儿黄肖路教我学滑冰。我没有冰鞋，黄肖路就让我中午到她家门口,她趁爸妈午睡时把冰鞋从窗口递给我 。我们俩快步跑到清华荷花池去练习滑冰。我很快学会了捣八字、燕式平衡等花样滑冰技巧。父母看我那么喜欢滑冰，就带我到隆福寺市场买了一双二手冰鞋。从此我再也不用趴黄伯伯家的窗口了。但是我一直感谢低我3届的小同学黄肖路。每天放学做完作业，我和同学们常常一起玩“踢罐电报”、“抓特务”等游戏；有时候蹬着自行车溜坡玩儿；还有时到清华荒岛湿地去挖“鬼子姜”；也有时到同学家去吃糖拌芝麻酱……每到大年三十，我们几个小伙伴各自背一个小书包，相约着挨家挨户去邻家拜年。一进门我们就作揖下跪，口中还念念有词向大人们表示恭贺新年，这时伯父伯母们就会在谈笑间把大把的花生瓜子和糖果塞进我们的小书包。我们便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地跑向另一家。

　　在我的记忆中，宁光昌、张克群、李文玲、李惠、郑嘉铭等既是我小学时的同学，也是我童年时最好的玩伴。清华附小的音乐老师毕可纫是我的同学和发小,我们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爱好。在音乐学习的艰难道路上,在为音乐教育事业奋斗的不同岗位上,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成为几十年的亲密挚友。

　　1958年我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被迫劳动改造，我们家也不得已搬出了清华园。在艰苦的逆境中，让我快乐成长的清华附小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但是，在小学校园里经历的许多往事和同学们的音容笑貌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我也仍然为自己曾是一名小小清华人感到自豪。

　　前些年，我应清华附小音乐老师毕可纫的邀请，为附小紫光合唱团写了童声合唱歌曲《花大姐》。 今年，清华附小百年诞辰，我将这首作为附小保留节目并曾为附小赢得荣誉的作品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我童年的摇篮，我亲爱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