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清华附小的时光----徐建礼（清华附小1976届二班毕业生）

　　一、书的故事

　　虽然已经过去45年了，回想起跨进附小第一天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头发花白的潘瑾如老师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新生花名册，慈祥的目光从眼镜上方看着我，问完我的名字后在名册上打个勾，再把我领到座位上。等所有新同学都坐好后，潘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话，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从今天起我们是学生了，要好好读书，做革命接班人等，当年一定得提到的话。那一天让我最最兴奋的是从潘老师手中接过新教科书的那一刻，第一次有了属于我自己的书，真美！

　　翻开书页，一股沁人心脾的油墨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我最喜欢的气味，直到今天，每当我打开一本新书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把书凑到鼻子前闻一闻。那天放学回家后，便迫不急待地掏出新课本念了起来。跟很多同学一样，在上小学之前从清华园里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中学了不少字，一年级的课本几乎没几个生字，一个晚上差不多就看完了。以后随着认的字越来越多，在学校里明白的事理也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找课外书看。任何书，只要见到都要拿来翻一翻、念一念，不管看得懂看不懂。

　　我的父母亲是清华后勤的工人，没有什么文化，母亲甚至字都识得不多。他们从山东乡下老家进北京城之前都没上过学，父亲是后来在职工夜校里摘掉的文盲帽子。那年代，家里除了父母亲工作单位里发的“毛选”、“语录”、“诗词”、“老三篇”等红皮书外，还有一本父亲在职工夜校时的高小语文书。那书是1950年代编的，里面的内容比我们用的文化大革命时的教科书有意思多了。书好像是我上二年级时从母亲的针线笸箩里偶尔找到的，书挺厚的，里面夹了很多母亲给我们兄弟俩做鞋用的纸样儿。这本书我翻来复去不知看了多少遍，书都要翻烂了。

　　我家住的筒子楼里的邻居都很友好，很多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文革中很多书被定为封资修的东西，给收走毁掉了，但他们家里或多或少还有几本不那么封、资、修，或稍微“革命”点儿的书，我就常常找各种借口去邻居家看书，如果人家答应，还能借回家多看几天。记不清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时，我借到了一本《西游记》，是繁体字竖排版的。念第一遍时就像是读天书，不知所云。连蒙带猜，也没看懂几回。可是那孙猴子和一众神仙妖怪们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让我不忍放弃。一遍又一遍，大约读过4遍以后，才把从石头里蹦出个石猴儿，到悟空和师弟们保着师父唐僧取得真经成了佛的故事基本看明白了，心里真高兴，那成就感就别提了！从那以后，读繁体字的书再也不是个难题了，让我受益至今。

　　那时候班里的同学们有了好看的书也会和别人分享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好看的书太难得了。时至今日，我心里对那些同学依然充满感激之情。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同学跟我讲她家里有很多儿童画报和其他小学生看的书，说我放学后可以跟她回家去看。我心里美极了，放学后跟着她屁颠屁颠地去了。女同学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座红砖别墅小楼，周围有一圈矮矮的院墙。到了院门口，她让我等在那里，然后回屋里抱出一摞书来，哇塞！(当时还没这词呢)看到那些书我眼睛都亮了。那天我趴在她家门口的矮墙上，一本接着一本，看得真过瘾，等看完那些书回家时天都快黑了。可能是因为我看书太投入了，全然没在意那位女同学当时是一起看书呢，还是回家里干别的去了，只记得当我看完书时她还在一旁等着。

　　这些四十来年前的事情时常浮现在眼前，每次回想起来，心里总感到甜甜的。附小的老师，同学，还有那些心爱的书，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这些美好的记忆会伴随我一生。

　　二、画儿  黑板报  美术字

　　当年在清华附小我们这些1962、1963年出生的孩子们人数最多，一个年级有11个班，每个班有45个人左右。听我母亲说因为大跃进以后的3年天灾人祸，粮食和其他商品供应紧张，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多发一份粮票和布票，所以这两年出生的孩子就特别多，这也使我们成了先天不足的孩子。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年级班太多，附小老师人手不够，大概是在我们三年级前后学校来了几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他们的到来给附小的校园增添了更多的青春活力，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气息。当然，有的新老师由于经验不够，镇不住那些淘气鬼，被他们气哭的事也时有发生。

　　这些年轻老师里，有3位老师教我们的时间最长，给我印象最深。他们是风流倜傥、一脸青春阳光的英语老师周正，身手矫健、人缘超好的体育老师姜武，还有那身怀绝技，仅寥寥数笔就把世间万物和云云众生刻画得唯妙唯肖的美术老师秦明智。

　　周正老师个子高高的，总穿一件宽大的四兜儿制服，人很精神。照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帅哥，我猜班里的女生至今对他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周正老师课下和男生们“打”成一片，课上一本正经，把爱捣乱的男生修理得服服帖帖。姜武老师足球踢得棒，是清华教工队的守门员，他扑救险球的矫健身姿让男生们无比羡慕和敬佩。受姜武老师的影响，跟同学一起踢球时，我总爱当守门员，模仿他的动作。直到上中学、大学，班级间比赛足球时，我都是班里的守门员。

　　秦明智老师在他们3位当中最不起眼，个儿不高，皮肤黝黑，脸上总是一副平平静静的表情，从不大声批评学生。秦老师是这3位年轻老师中我所接触最多的一位，课上课下对我教诲颇深，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上小学时我非常喜欢画画儿，上秦老师的美术课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秦老师课堂上教的画和课下留的作业，我都认认真真地画好，很得秦老师的“赏识"。秦老师刚开始教我们班的美术课不久，就把我的一幅画选放在学校的橱窗里和几位高年级同学的画一起展览。我还记得那画儿画的是一个“美国鬼子”被越南民兵的地雷炸飞了。看到那么多大同学、小同学围在橱窗前看我们的作品，心里非常自豪，从此，我画画儿的热情更高了。

　　刚上四年级时，秦老师就让我跟着两位高年级的学长一起出黑版报了。当时出版报的所谓黑板就是教室楼一侧用黑漆涂好的一块平整的墙面，记得校园里一共有三四块这样的黑板，每块4米多宽一米多高，刚开始时我要登着椅子，欠着脚尖，才能够着黑板的最上面。最初是秦老师根据要出的版报内容，从几本报头图案书中或近期的报纸上选好要画的图，讲一下色彩搭配，我就照着去画了。随着我“画技”的提高，渐渐地秦老师放手让我自己设计版面和构图了。在秦老师的教导下，到了五六（初中班）年级，那几块黑板已经是我自由驰骋的天地了。

　　在附小的6年里，有一件事对我以后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那是在1976年，我们在附小的最后一年，我们是小学改5年制的试点，所以，初一是在附小上的，叫做初中班。那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附小的老师们顶着压力，坚持要给周总理开追悼会，我们班的教室紧靠着学校广播室。因此，追悼会的主会场就选在了我们班。现在只记得当时的准备工作很匆忙，我和几个同学按班主任赵老师的吩咐，七手八脚，把教室收拾得干干净净，黑板擦得清清爽爽，就等秦老师来往黑板上写会标了。像这样的重要场合，会标等都是秦老师来设计和书写的。可是等了一会儿，秦老师还没到，我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冲动，爬到椅子上，在黑板上排好主会标和副标题的位置，轻轻地打好格子，用秦老师教的黑体美术字一笔一划庄重地写了起来。等秦老师来到教室时，我那行副会标还差两三个字就写完了。见秦老师来了，我很不好意思，马上拿起抹布要把我的“杰作”擦掉，好让秦老师来写正式的会标，这毕竟是很严肃的场合呀。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秦老师叫我别擦，说我写得很好，让我把所有的标题都写完。谁能想像得到如此重要的场合，竟然让个学生来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 那一刻我心里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秦老师那鼓励和赞赏的眼光，让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什么事都能干了，什么事都能干好了。

　　过了若干年，等我真的长大了，才明白那种感觉就是自信。秦老师有意无意之间对学生的那份尊重，让我体验到什么叫自信，也拥有了自信。正是那时种下的这份自信，帮助我闯过了以后学习和工作上遇到的许多难关，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让我受益一生。

　　的确，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自信，这两种重要的人格品质，是我从在附小的年代开始，在许多像秦老师那样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

　　真的非常怀念在清华附小读书的每一天，怀念那些爱我们的、手牵手带我们迈出青春第一步的附小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