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1958年春天由育英小学转学到清华附小的，同我一起转来的还有大妹妹高令琪。并且从我们俩开始，我们家的其他几个孩子——高令远、高朗、高晓武、高小刚，也都在清华附小上的小学。
弹指之间，5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唯有一些零星的记忆沉淀下来，而且多数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只剩下一个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写回忆文章，不免会流于空洞。但转念又想，这种情形倒是有点像海中的贝壳，虽然肉体没了，但外壳也可以折射出一段鲜活的生命历程。如此看来，索性就捧一把五彩斑斓的贝壳献给母校吧，以此作为对她百岁生日的祝福。
一、爬大坡
1950年代的清华，位于北京郊区，以至于我们这些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人，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到了城里都不知道怎么坐车。清华在郊区，而当时的附小和附中，又同在清华园的西南角上。附小的校园内是几排低矮的平房，校园的北面是操场，操场中间一棵年岁不详、华冠如盖的老树，孤零零地守着一条短跑的跑道，跑道长度不够100米，没有标志，只有在用白粉撒上线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操场的西面和北面被一条大沟包围着。在它的北缘，与大沟的交界处有一条小路，沿着这条路可以下到大沟的沟底。一年四季，除了寒暑假，每天早上、中午、下午，上学放学的四个时段，小路的上空、路旁茂密的树林里，都回响着小朋友们欢快的笑声。因为坡度较大，人们在小路上用铁锹铲出一些台阶，但走的时间长了就又变成了疙里疙瘩，平常是土坡，下雨是泥坡，下雪又是冰雪坡。由于是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大家走得多了，也就走出了经验，路滑的时候就踩着地上的草根、树根走。1958年底一场大雪，小路上布满了厚厚的雪，变得更加难行，搞得不好，还要手脚并用。但是放学就简单了，只要往地上一蹲，“跐溜”一下就下去了，比坐滑梯还刺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沟就成了历史，上学放学也用不着爬坡了。但我希望，当年爬坡的精气神儿永远不要成为历史。
二、音乐课
记忆中，音乐教室是在校园最北面的一排房子里，外面就是操场，但我们看不见操场上的动靜，因为面向操场的窗户尺寸不大，位置又高，常年关闭。可能是因为南面有老师办公室的遮挡，这间教室的光线比别的教室要差些。音乐老师刘秉钟，方脸，黑色的眼镜，背总是有些佝偻。我喜欢音乐课，喜欢刘老师弹着一架旧风琴教我们唱歌，喜欢他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指挥的样子，更喜欢他用一台手摇留声机给我们放唱片，虽然音质不太好，吱吱呀呀的。
那个时代的很多歌现在基本上还会唱，从《我们的田野》到《喀秋莎》……究竟是怎么学会的，我想，来源大体上就这么几类：一是广播，二是音乐课，三是出版物，四是我父亲。说老实话，虽然正儿八经学到的歌曲占比并不高，但音乐课赋予我们的基本素养却是终身受用的。
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中国第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在音乐课上照着歌本学的。说实在的，这首歌我不喜欢，唱起来像是念经，尤其是那一句“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中间的“继承”两字居然是断开的，像是大喘气。而后来成为少先队队歌的那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每每唱起来却总让人热血沸腾，情不自已，以至于在1970年代，在青海当工人的时候，虽然都已二十大几，早已是团员了，但是在一次拉练的路上，我们上百号人仍然把这首歌吼得响彻云霄。当然，这是题外话。
三、搞卫生
在附小的网站上，看到校友何晓红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是生炉子的往事。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六年级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时的值日是轮流的，轮到你的时候，如果是冬至前后，天蒙蒙亮就得到校，不仅要生炉子，而且还要打扫院子。
六年级以后，我们已经从北面一排教室搬到中间一排。这一排平房的南面是一个挺大的院子，院子中间有一个旗杆。这里是全校活动的中心，很多次早会是在这里举行的。我记得，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而由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的通知，就是在这里由顾校长宣布的。我做值日生打扫这个院子的时候，总是搞得暴土扬尘、灰头土脸的，不像是在打扫卫生，倒像是在“刮地皮”。结果是，扫到院子中间用簸箕撮走的多是土和石头，被扫帚扫过的地面上还是土和石头。这样下去，不用多久，院子不就变成坑了吗？这的确让我觉得困惑。
现在推敲起来，这段往事，也许是我搞错了。很可能是，打扫院子的工作没有硬性规定，完全是我自己额外尽的义务。
班里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大扫除，把所有的椅子放到桌子上，也是弄得暴土扬尘，最后撒上水。最有技术的活儿要算擦玻璃，先用湿抹布擦，再用报纸擦，最后用半干的抹布再擦一遍，这样就擦得光明锃亮。用报纸这个主意，可能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后来在家里、在中学，每逢打扫卫生，都用这个办法，屡试不爽。
四、瞎折腾
“瞎折腾”从1958年秋天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可能刚刚升上五年级。第一件事就是大炼钢铁。为了这件事，全校停课大概有两个礼拜。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被派去捡废铁，在清华园、蓝旗营、五道口到处转悠，但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后来又跟着老师在院子里用耐火砖盘了两个炉子，再把废铁和焦炭按一定比例丢到炉子里，用鼓风机吹着加热，用铁钩子在里面搅和，这种工艺被称之为“炒钢”。我最羡慕的是拿着铁钩子在炉子里来回扒拉的老师，我真想去扒拉两下，但这个要求甚至连说出口都难。然而，当第一批钢炒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一个像样的任务——将样品送去鉴定。我和另一个同学领命之后，在黑咕隆咚的晚上骑着车，越过颠簸的小路，把几块无规则外形的蜂窝状的东西送到清华热电厂小土炉群那里，看看炼出来的是不是钢。鉴定的手段很简单，就是看砂轮打出的火花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这一次搞到深更半夜，我们几个同学都怕这时回家打扰了家里人，正巧马福兴家没有人，结果就在他家的一张大床上凑合了一晚……炼钢收场之后，人们把这次炼出的250公斤钢渣锁到一间小屋子里，很久都无人问津。当然，1958年底全国完成的1070万吨钢的总数中，可能也包含着这250公斤的钢渣。
第二次“瞎折腾”就是轰麻雀，可能是在1959年的春天吧。为此，我们全班出动了一天时间。实际上，也可能不止一天，但在我的记忆库里，只有这一天是清晰的。我记得，出门的时候，爸爸给了我一只红色的大鞭炮。从小长到这么大，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炮仗呢，有两个二踢脚那么粗。除此之外，随身装备还有一支自制的弹弓，至于带没带锅碗瓢盆等带响的东西就全然没有印象了。但是按照推理，这些东西应该是必备的。那些日子，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制造着噪音，迫使麻雀不停地飞，不能落地，让它们累死。报纸上也天天宣传这个地方消灭多少麻雀，那个地方消灭多少麻雀，但我们班却是怎么出去怎么回来，没有亲手消灭掉一只麻雀。我曾寄予厚望的那只炮仗，在新林院操场上人最多的时候响了一下，但却没有产生我希望中的那种戏剧性的音响效果，没有震落一只麻雀，甚至也没有人朝这儿望上一眼。因为毕竟，毕竟，环境太嘈杂了。
然而，峰回路转，收获却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当我们班在5区旁边的马路上集合准备收摊儿的时候，百无聊赖之中，我举起了弹弓，瞄准一棵小树，“嗖”的一声，石子不偏不倚，打中的却不是树，而是树后的一个小脑瓜。小脑瓜的主人经过两秒钟的静默，“哇”的一下哭了出来。为此，我又被老师狠狠收拾了一顿。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事发几十年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的弟弟高小刚把他的同学——张大伟带来了。这个人我早有耳闻但又未曾谋面，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说起话来大嗓门，有些结巴，北京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现在是主任医生了），也是附小的孩子。他一见面就大声嚷道：“高……高北刚，你知道吗？当年你那一弹弓，打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呀！”
信笔写到这里，赫然发现，这篇文章，虽然有些段落往往语焉不详，“瞎折腾”这段倒是写得最顺、最为详细的一段，哪怕是历史上已有负面的结论。也许是因为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美好的，我记忆中的这段经历也是美好的。更何况，这段经历无论之于我们，还是之于母校，都当属鲁迅所说“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类，虽然惹人发笑，“但自有婴年的天真”，示之于人也并不觉得寒碜。我想，我的同辈们、老师们也许会有同感，也许会原谅我未经允许就将其示之于人的鲁莽吧。
我在清华附小虽然只呆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段时期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中最愉快的时光。我想，这不仅在于亦师亦友的老师和积极向上的同学，为我的成长提供动力，而且还在于平民化的非功利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