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在我心中的校历上，深深刻着这样几组数字：1915，1958，1964，2015……第一组和第四组不言而喻，这是清华附小的前身——成志学校成立日和百年华诞纪念日，而中间两组则是我的入学和毕业时间，我也曾是莘莘学子之一。时光飞逝，四季更迭，在这一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历史画卷中，也留下了我成长的痕迹。荣幸、感慨之余，尽管自知微不足道，仍然也是要记录下来的。
一、启蒙
1958年9月1日，是我去清华附小入学报到的日子，那时的孩子大都7岁入学。我背着妈妈亲手做的双带布书包（那是一个用旧大衣粗花呢改成的书包，由驼色和白色线织成），里边放着包好书皮的崭新课本。身后有一个喝水的小搪瓷杯套着妈妈手缝的白布套，挂在书包外面的背带上。这是所有当时上学的小朋友都有的装备。第一次走进学校是从小西门，位置大概在今天“行知楼”的西侧。浅灰色的矮砖墙上一扇小木门镶嵌其中，两边木门同时打开的时候，好像一双温暖的大手充满爱意地将所有孩子拥入怀里。
进入校园，左手边是我的教室，1958级新生只一个班，新同学陆陆续续到校，班主任陈德馨老师早已站在台阶上迎接我们。那时的陈老师似乎还不到30岁，两条大辫子从脑后盘起来再交叉，形成一个大大的发髻。一件洗白了的大翻领，双排扣收腰变装工服，下配一条洗白了的黄军裤，脚上一双浅咖色皮鞋。这是解放初期中国职业妇女最典型、最时尚的装扮。据说陈老师来清华附小之前曾是昆明文工团的一位演员，身上仍然透着那年那月的文艺范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脖子上围了一块叠成三角形的方丝巾，白底儿上宝蓝色和藕荷色的图案分外夺目。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传统中国图案忍冬草和宝相花。那抹藕荷色与后来取自紫荆花的清华紫是如此奇迹般的契合，不能不说这注定是老师和清华附小的机缘啊！
开学第一天上午打扫教室卫生。黑板要干净，窗户要透亮，屋里屋外，课桌下讲台前，边边角角，都需仔仔细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快下课了，陈老师让同学们全体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检查。一位调皮的男生伸长舌头说：“搞个教室卫生还要这么严格？”陈老师不语，继续检查。走到窗前一抬头，发现一扇大窗的右上角没擦干净，陈老师二话没说，踏着窗台，解下脖子上漂亮的丝巾，先哈了几口气，然后认真擦拭，还从不同角度反复检查是否干净透亮了。当时，全班同学都屏住呼吸，教室里鸦雀无声，目光全都注视着攀爬在窗台上用漂亮丝巾擦窗户的陈老师，大气都不敢出！逆光的大玻璃窗上留下陈老师一个优雅的背影，至今难忘。“好了！干净了！”陈老师跳下窗台，抹一抹额头的汗水对我们说：“一个洁净的教室才能让我们静心地学习，干任何事都不能马虎凑合，哪怕是擦一块玻璃” 。
老师，我记住了！认真、敬业，让我受益终生。
二、立志
清华附小的体育课曾经在我们孩童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给我们上体育课的是关培超老师，同学统称叫“大关老师”，与其对应的还有“小关老师”。若用今天的时尚标准衡量，大关老师绝对称得上是偶像级别。他高个，挺拔，在操场上带操时，嗓音洪亮，抑扬顿挫，富于极强的节奏感，目光深邃又透着机智和火热，“三步上篮”动作无比优雅，左右开弓的乒乓球无比敏捷。身上永远是一件白色短袖衫扎在裤子里，夏天一条白色短裤，一双白色球袜，一双白色回力球鞋，无不散发着青春、活力和健康。对老师的这种印象不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多年后的聚会，每每聊起大关老师，一定会在我们同龄或上下级校友中引起共鸣。
记得那是一堂普通的二年级体育课，在完成了课堂的基本练习之后，我们开始做“攻守游戏”。规则是在操场上画一个巨大的白圈，白圈向前两步有一道粗白线，同学分成两个组，一组攻一组守，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沙包作为进攻武器，沙包扔进白圈攻方挣分，沙包被踢出白圈守方得分。几轮下来我们守方挣得300多分，超过攻方100多分。守方同学欢呼雀跃，互相鼓励。该轮到我站在白圈外守进攻的沙包了，只见一个男生朝我虚晃招，做了一个投掷的假动作，紧接着将沙包狠狠低抛，而我则措手不及完全没有抵挡住低抛的沙包，沙包一不留神滑进巨大白圈的“油锅”，把我方挣得的300多分全部烧了个精光！我一下子傻了眼，手足无措“哇”地大哭出声来。这时大关老师跑过来，摸摸我的头顶说：“没出息！多大点儿事就哭。来，老师帮你把丢掉的分再挣回来。”接着，身穿白T恤、白短裤的大关老师二话没说，走到白圈边沿，“咵”的一下直接跪在了白圈线上，张开两手做抵挡姿势，嘴里不断呼喊着：“这点儿小事，不用怕，烧掉了再挣！失败了再来！”受挫的守方同学随大关老师激动的呼喊着：“烧掉了再挣！失败了再来！”攻方同学也颇受感染，附和着老师的鼓励，附和着老师跪在白圈油锅线的“英勇姿态”齐声呼喊：“再来！再来！再来！”我则不顾擦掉还挂在脸上的泪水，充满信心地站在大关老师旁边，将攻来的沙包踢的很远，很远……
老师，您教会我勇敢，坚强，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三、熏陶
下午4点的下课铃打响了，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同学们背上书包跑出教室，四散回家。而我收拾好书包走进音乐教室，利用课余时间跟刘秉钟老师（人称“大刘老师”）学习小提琴。提起大刘老师，我相信很多同学眼前会浮现出同样的画面：永远是一身深蓝的军干服、制服裤、黑布鞋，手执一根两尺长的竹制教鞭。记忆里刘老师经常将短短的教鞭在蓝裤外侧裤线周围反复敲打，发出柔和的“噗噗”声以提醒同学们集中注意力。而不是用力敲打在黑板或课桌上，发出刺耳的“啪啪”声。想必是老师觉得，在音乐教室里发出的声音都应该是和谐曼妙、悠扬入耳的吧！
大刘老师生性内敛，温文儒雅又不事张扬，但若讲起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来便会滔滔不绝，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激动的脸上出现少有的淡淡红晕。谈到间歇处，便会掏出放在裤子口袋里叠的四四方方的手帕，轻轻在额头擦一擦汗，然后将手帕叠好慢慢放回到口袋里，抬起头，扫一眼同学，面带微笑继续他的音乐畅想……多少年过去，现在的人们早就没有了使用手帕的习惯，一块简单的手帕承载着老一辈知识分子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生活品质的讲究。我跟着大刘老师学习小提琴不过两年时间，或许连初级水平也没有达到，但我却因此知道了聂耳、冼星海、阿炳、贝多芬、舒曼，知道了《黄河大合唱》《江河水》，知道了《命运交响曲》欢乐颂》《小夜曲》……虽然那时我幼小的心灵对这些经典曲目还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我相信，是大刘老师带我认识了变换的音符，引领我叩开了音乐之门。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周末，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清华大学大礼堂热闹非凡。清华附小音乐组的同学上台演奏了两首小提琴曲目《金蛇狂舞》和《南泥湾》，均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经典民族风乐曲，具有欢快跳跃的节奏。放眼望去，台下坐着我童年的小伙伴还有和他们一起来观看演出的家长们，大家不约而同地随节奏一起哼唱鼓掌：张美怡的父亲张光斗先生、汪蕙的父亲汪家鼎先生，史青的父亲史国衡先生、唐虔的父亲唐统一先生、钟道新的父亲钟士模先生、李子壮的父亲李传信先生、常振工的父亲常桐先生、谢玉浩的父亲谢文焕先生、栾玫琳的父亲栾汝书先生，方胜的父亲方崇智先生、当然也有我的父亲汪国瑜先生……还有许多。这是何等的聚会啊，这是何等的济济一堂啊！这样学术界泰斗云集的盛会就像电影一幕一幕闪现在我的眼前，犹如昨天!
除了音乐组，每周二下午我还有美术组的活动。担任老师的是杜宪的母亲、我们敬爱的方咸玲老师，一共教了我两年。那时候我们都是七八岁的小孩，方老师没有用西方的美术模式，从素描石膏像这些枯燥的基础入门，而是先激发我们的兴趣，从动手制作工艺品开始。时至今日我才懂得这种方式正好符合了愉快教育的特点，旨在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积极性。而将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双师教育”模式又与包豪斯教育体系如此契合！从那时开始，我们小组16位小同学跟着方老师做过布贴画、纸拼画、剪纸、折纸手工、蜡笔画……盛夏麦收时节，我们还曾随方老师一起去郊区麦田里捡拾一根根金黄发亮的麦秆，回来经上色拼接成五光十色的麦秆画。为了让我们16个小同学学会画蛋壳画，方老师特地从家里小心翼翼捧来了20个完整的鸡蛋壳，分给我们美术组的小同学一人一个，其余的是老师做示范用的。每一只蛋壳都在鸡蛋底部打了一个极小的洞，取出了蛋清和蛋黄，而鸡蛋壳却完好无损。拿到老师发给我们的滚圆的鸡蛋壳，我们张开了幻想的翅膀，一边尽情用色彩在上面描绘出心中梦想的图案，一边又要时刻小心不能将薄薄的蛋壳碰碎。我手上画着画儿，心里却走神儿想着：打出来的20个鸡蛋哪里去了？难道全让杜宪吃了吗？她小小年纪能一下子吃掉那么多吗？虽然都是无忌的童想，但或许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已经在寻找艺术的道路上慢慢前行了？冥冥之中与艺术的不解之缘就由此结下了？后来学了艺术，从事了艺术设计，有人说，选择了艺术就是选择了一生的奢侈。我说：选择了艺术是选择了一生的辛苦，快乐和享受！
从入学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初级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无形，却会在我们心中奠定坚实的基础，给我们善良的本性、纯洁的灵魂、优秀的品质、健康的成长，让我们受益终生。
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
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
虽然离开了妈妈的怀抱，红领巾却披在我们的双肩。
紫荆清华伴我，自强不息，向前，向前。
清华附小——你是我童年成长的摇篮！
清华附小——你是我心中永远年轻的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