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照片说起----赵景青（清华附小1969届四班毕业生）

　　很久不写东西，忽然要写了，就像小时候要交作文一样一直憋着拖着，始终不知道如何下笔。但是为了这张照片一定得写点什么，也正因为有这张照片，才能写出自己的和照片里的故事。

　　大概是1962年前后吧，一群小女孩在阳光下，背景是清华附小二年级一班教室，忘记了为什么拍照，也不记得为什么没有男生和老师的身影。照片里缺席的老师叫胡玉凤，除了父母姐姐们，胡玉凤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虽然没有她的照片，但是至今回忆起来，胡老师还是一副穿着浅色布拉吉，梳着两条大辫子，瘦瘦高高却始终挺直了身体，健康又柔美的样子。她讲起课来也是轻轻的很中听，她教会了我们上课遵守纪律，抬头挺胸手背后，回答问题要举手，写字要保持头和桌子的距离，见了老师要鞠躬问好，要讲卫生带干净手绢上学，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值日，怎么和同学友好相处……

　　后来因为割扁桃腺，全麻过量脑子短路，休学一年。所以照片上同学的名字只记得十之二三，但忘不了胡老师，忘不了刚上清华附小时的那些充满欢笑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学过的课文只记得一篇：“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貌似浅显却富含哲学的理念，让我受益终生。在那个年代，上清华附小的孩子们一个个被梳理得清清爽爽：我们爱学习，守纪律；争着学雷锋，做好事；挖蝇蛹，除害虫；做值日，爱劳动。我们一心想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看到这儿，1950年代的老校友们一定也和我一样对此深有感触吧？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从心底里感谢妈妈。在那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月买下了它，为我留下了整个小学年代唯一的一张同学合影。那时候，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供我们姊妹五个上学，生活虽然困难，但是不苦。同在一个班级里的同学，有教授的孩子，也有普通教职员工子弟，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每天上学，我背着妈妈用旧衣服改制的书包，穿着姐姐们穿过的旧衣裤，不合脚的大鞋，和那些有新毛衣穿的同学一起玩儿，从没感到过窘迫；在班级里偶尔犯点错误，从没受到过呵斥；画画、唱歌、描红模子，有一点点特长都会得到赞扬、表彰、提拔；我们崇尚荣誉，戴上了红领巾还要争当中队长。

　　上面那些都是我和别的学校对比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小学三年级因为父亲出国工作，我有机会转到香山慈幼院住宿上学。在那儿，我曾经被那些高干子弟歧视的目光围绕很久也不明就里，直到在各方面都崭露头角后有同学告诉我，才知道原来穿得太差了会被人瞧不起。在那个年代，是清华附小崇尚艰苦朴素的大环境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阳光厚爱。清华附小的50后校友们一定也对此记忆犹新吧？

　　“文革”开始，住宿学校一夜间风云突变，大小字报贴满食堂。先是一些所谓黑五类的子女被歧视，再是昔日和蔼可亲的老师被揪斗。不懂事的我因为大字好，亦被裹挟着参与运动。还好，住宿学校很快被解散，我又回到了清华附小。

　　没想到这里的一切基本如旧，老师还站在讲台上，孩子们除了偶尔写写不知所云的批判稿，就是玩儿了。记得那些年，上学路上经过西门那边的几个公寓楼，昏暗的早上，有时被那些跳楼自杀的人吓得半死。但是到了学校，这里依旧阳光灿烂，依旧到处欢笑。同学们一块儿玩儿，互相间没有揭发或告密，没有孤立和歧视。那段时间大概在四班，班主任好像是田翠荣老师。

　　那几年除了玩儿，我还开始喜欢看小说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海鸥》《卓娅和舒拉》等等好多好书都是那会儿看的。爱看书的同学之间也能公开互相借着看（然而一上清华附中，老师说家里有小说的都得上交，胆小的我把姐姐留在家里的几十本小说都卖了。现在想起那些因无知而被毁掉的书，我心里还隐隐作痛）。是清华附小的宽松环境，给我们奠定了身心都能正常地成长的基础。

　　转眼5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步入了老年。还好，因为有这张照片，我的记忆没有缺失。它让我每次看了就想得太多：照片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高龄的老师们身体还好吗？我真心希望还有机会当面向老师们鞠躬致谢。

　　这张照片让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附小，在那个动荡狂躁的年代依旧给予我平静安全，安抚，而不是扭曲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感谢附小，让我在平淡、朴素、友善的环境中逐渐养成了不追求物质享受、不浮躁的性情，养成了遵守规矩的习惯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感谢附小，在提倡诚实不说谎的氛围中，教会了我在后来的生活工作中从不随波逐流、鼓噪拍马；感谢附小，在当年“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下，给我们提供了宽松的精神空间和时间，让我得以多多读书学习，充实自己，终于能够坦荡做人，不留遗憾。

　　谨以此文纪念清华附小百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