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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扬今年80岁。她曾任我国第一位国家女子登山队队长，运动健将。1961年带领国家女子登山队成功登顶贡格尔九别峰，创造女子登山世界纪录。曾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两次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她回忆说：我是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附小上三年级，刚开始有点跟不上，回家妈妈还要帮我辅导。春天了，上自然课时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张片纸，上面有细小的蚕籽。小孩拿回家去，自己采摘桑叶喂养，那个桑树挺高的，就爬树去采，采回来以后洗干净喂蚕。喂到蚕长大一直到结茧。那时候有大字课，带着墨盒，写大楷小楷。虽然那个环境艰苦，但是学校办学还是很正规的。每星期一上课之前，都有一个仪式，唱国歌，还要背诵一遍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才进教室上课。这些都很正规，师资都很优秀，讲课也是高水平的。当时我们上学不像现在，给小孩的压力挺重的。我们放学了就做作业，做完作业就去玩。我觉得我们的成长挺轻松、挺快乐的，就这么长大了。

　　“七七事变”时，父亲带着学生参加步行团走了，完全顾不上家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北京出发到天津坐船，到香港，到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那是战乱时期啊，就这么一路艰难颠簸，无形中对我们是个锻炼。我们到昆明后又跟着父亲到重庆，后来又回西南联大分校，坐那个带棚子的卡车，来回折腾，艰苦环境培养了我们克服困难的精神。那个时候（在过去叫旧社会）的社会观念好像觉得女孩子长大就是嫁人，做家庭妇女。而在联大附小受到的教育是：人生应该对社会有所作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贯穿这个思想，对我们一生的成长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发现周围有些同学，碰到点事情就喊不行啊！困难啊！而像我们这样经历过艰苦条件、在困难环境中成长、经历过抗战吃过苦、受到过锻炼的人，承受能力非常强，遇到困难很自然就挺过来了。

　　我大学毕业在北京地质学院进修的时候，听说国家登山队招人，因为考虑到当时西藏在地质勘探和地质考察方面是一片空白，我就想去登山队，顺便考察西藏那边的地质情况，做一些地质研究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很幼稚，国家几经选拔挑上的登山队员需要接受严格规范的登山训练，不可能再去做地质考察。1961年我作为登山队长，带领国家女子登山队攀登贡格尔九别峰，创造了女子登山世界纪录，两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我觉得小学时期就是要给孩子们树立一个理想，即这一生不能碌碌无为。学校应该培养一个人的品德。知识学习当然少不了，也是必要的，但品德对于一个人成长更重要，品德好了，他一生的路才能走正了。

　　袁扬老校友在谈话中特别强调孩子坚强品质的培养，这和她从小的生活经历有关，和她父亲一生从事艰苦的地质考察有关。受家庭影响，袁家三姐弟都从事艰苦的地质考察工作，这些影响也使她在多年的登山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就。由于登山的艰苦、寒冷，她的9个脚趾头和5个手指都因受冻坏死而做了手术切除，如今她已80高龄，应该可以算作是高龄残疾老人，但仍然表现出一副运动员的风采和气质，令人赞叹！而且到现在仍坚持每周和老伴去爬香山。

　　最小的弟弟袁鼎，今年也已79岁，抗战那年在清华园出生，所以他是被抱在怀里逃难的。他回忆说：母亲抱着我，带着姐姐们很艰苦地来到昆明，辛苦地操持家务，抚养我们成长。我于1943—1946年在西南联大附小上学。在昆明印象比较深的是，1945年昆明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围攻西南联大，炸死、炸伤西南联大学生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学生罢课了，我们小学生也都回家了，回家后见到父亲因为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罢课，被国民党军队把腰打伤了，同学又来家里慰问。当时虽然艰苦，但大家很齐心，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抗战胜利后我与家人回到清华园，就在成志学校上的四年级到六年级，后来又在成志学校初中部念了三年书。

　　四位老人在座谈后参观了清华附小校史馆，并在操场和小学生们进行了简单的互动，孩子们惊讶还有比自己爷爷、奶奶年纪还大的校友。张张笑脸象花儿绽放，清脆的童声亲切地喊着“爷爷奶奶好”。四位老人被簇拥在孩子们中间，由衷地露出慈祥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