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并附有师范学院、附中和附小。附小的学生一部分是联大职工子弟,其余为本地的学生,入学都要经过严格考试。一般每年只招三四十名新生和少量的插班生,但报名的人却往往要超过十多倍。老师都是师范学院或联大的毕业生,其教学方法和质量是一流的。因此,完全可以说是生源好、师资优。
当时,附小位于昆明大西门外、靠近西站的地方,隔壁就是西南联大。其校舍是浙江省义地的享堂,操场的后面就是一大片坟地。我家住在黄土坡,距学校有3公里的路程,每天上学来回跑路还是很辛苦的。我们的教师在一个单独的小跨院,内有两间与联大校舍一样的草房,从窗口就能看到联大。上课是用小方桌,每桌3人,坐的是小马扎。学校没有什么文体设备,只有压板、乒乓球台和几个篮球、排球、足球,除此之外还有在两树之间架起的滑梯、单杠和秋千,十分简陋。我们的级任老师张朗清女士是联大毕业生,非常和蔼可亲,课讲得也很好。由于我的年龄稍大,被指定为班长(两年后因淘气被撤职),其实班长也没有什么任务,只是上课下课喊声起立、敬礼而已。
附小的教育是中国一流的,它与北平的小学有所不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废除了体罚。在北平的小学里,学生不听话,老师可以罚站、用教鞭抽手心。附小则完全采取教育的方法,学生有错误老师必须耐心教育,使学生心服口服,达到纠正。但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凡是骂人说脏话或说谎话者,要喝已备泻盐水,意思是你的嘴和肚子里有脏东西,应该洗一洗,排泄出来。虽有这条规定,但我在校的3年里,从没见执行过。记得有一个同学偶尔说了脏话,老师当众声色俱厉地说:“到预备室来喝泻盐水!”当时那个同学都吓哭了,大家也觉得这次大概要执行了。可是谁也没想到,那个同学回来后告诉我,老师狠狠地把我说了一顿,我急得发誓以后再也不敢说脏话。其实后来老师原谅了我,也没让我喝泻盐水。
还有一个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做法,也是很成功的教育方法。那时,级任老师每年要到学生家走访一次,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并与家长共同研究,以便因人而教。老师向家长反应的情况,一般是学生的优点多,拒不向家长“告恶状”,对学生的重要缺点,只是以要求或希望的方式请求家长配合教育。我在附小3年,张朗清老师家访一次、邝仪真老师家访两次,效果都很好,既使家长和老师有所沟通,又增加了师生间的感情。
附小的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智育、德育、体育的开发,在课堂上不单单是书本的讲授,往往是用一定的时间讲些新的知识。如每周有一课时的质疑答疑的时间,由学生自由提问,老师解答;有一课时的讲演课,学生挨个上台讲演,锻炼口才,讲得好的同学还可以被推荐到周会上,对全校讲;各班每学年要举办一次成绩展览,向家长汇报,布展内容由学生自己选定,老师不加干涉,只起指导作用,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每年要召开一次恳亲会,由学生排练节目为家长和老师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唱歌、舞蹈、小话剧以及个人表演。我参加过两次表演,一次是口琴独奏,一次是在小红帽中扮演大灰狼。此外,学校对学生在卫生、礼仪、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每年要评出先进的班级和品学兼优的个人,发给奖品并照相以示鼓励。当时,附小的学生经常受到外界的称赞说:“联大附小的学生有礼貌、明事理,知识多,将来会有出息。”
我们的校长是由师院院长黄钰生兼任,黄校长德高望重,是知名的教授,他常来学校指导,有时还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隐身人的科幻故事,引起了我们对学科学的兴趣。当时常来学校的还有查良钊教授和张清常先生,他们都很热心附小的教育。张清常先生还为附小写了校歌,歌词是:
“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我们要活泼有精神,守秩序,相敬相亲。我们读书要认真,知识要够,头脑要清新。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发愤努力,好好做个人。”
总之,1943年至1946年,在附小3年的学习生活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为我以后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不会忘记附小的教育,不会忘记附小的老师。
我在校期间,先后教课的老师有:邝仪真、张朗清、施宝贞、朱鑑荣、黄淑清、游象乾、赵巧官、张英粹、沈劲冬、沈映华、郑树群、谢兴珠、陈宝珠、王湘浩、杨年生、范毓秀、邓学振、叶兢耕、童有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