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我的母校----王亚利（清华附小1966届一班毕业生）

　　百年历史，百年辉煌。我的母校清华附小坐落在清华大学西南角，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名校。半个世纪前，它拥有近30个教室，设有教师办公室、图书室和音乐教室等。清华附小的校园里花木繁多，环境优美而安静，还有许多供孩子们上体育或课间活动时使用的设施，如秋千、滑梯、转伞、单杠和双杠等。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欢乐的嘻笑声以及校门外大操场中的那棵大柳树等，勾画出这所小学的生气与和谐。

　　一、我的启蒙老师龚寿平

　　1960年，我刚满7岁就进入了清华附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在1960年代，普通家庭的小孩很少像现在的孩子，要进行学前教育。我从一个淘气的小孩来到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对着讲台和黑板，置身于40多个年龄大小差不多的男女同学中，开始了小学的学习生涯。从上学第一天起，我面对的就是终生难忘的教育启蒙人——龚寿平老师。

　　50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记忆里，龚老师是个高个儿，屈指算来，当年她才38岁，如今已是92岁高龄。龚老师性格文静，肤色白皙，戴着一付近视眼镜。当她低头思考时，身体总是微微前倾，上下班时手里总是提着一个木把布包（大概里面装着同学们的作业本和教案吧）。龚老师的家就住在离学校很近的普吉院，平时步行到学校，走起路来低头不语，无论从家到学校还从学校回家，总是行色匆匆。

　　在我的记忆中，龚老师只教一年级和二年级。年复一年地教那些七八岁的孩子识文断字算算术，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一年级的语文课是从汉语拼音开始教起，算术课是从阿拉伯数字1、2、3、4、5……开始教起，龚老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把我们带进了知识的殿堂。我记得老师要求我们上课时都要手背后，眼睛看着黑板听老师讲课。虽然年代久远，具体情境记不太清楚了，但还是能记得老师站在讲台上，手持教鞭（小木杆）、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教我们学习的样子，1、2、3、4、5，点、横、竖、撇、捺，直到把我们都教会。放学后，龚老师每天都要备课、批改同学们的作业，非常辛苦。有些小同学自理能力较差，学习以外的事情也需要老师亲自提醒和帮助解决。据一个同学回忆，有一次他带的饭洒在了地上，龚老师就领着他回到自己家吃了午饭。有的同学因故暂时回不了家或有些学习吃力的同学需要额外辅导，龚老师经常会把他们带到家里，边辅导学生边做家务事。龚老师教过我两年，我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如今回想起来，这与龚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和我的同学们从一个不知什么是语文算术的孩子，顺利地完成了启蒙阶段的学习，成为合格的学生，我从心里感激龚老师。龚老师为教出这40多个学生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我为有这样好的老师感到荣幸和骄傲。

　　二、我三至五年级的老师们

　　我们告别了龚老师，升入三年级。三年级是学生变化比较大的时期，孩子们已经适应了学校的学习环境，继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松懈退步的苗头。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当年从大学建筑系调转来的李吉燕老师。李老师戴着一副无边近视镜，穿着打扮比较时尚。李老师比龚老师教龄短，教学经验也不如龚老师丰富，教学管理方法与我们三年级学生的性格特点总是找不到楔合点，矛盾因此而产生。上课不听讲、闹事捣乱人数增加了，教学秩序比较混乱。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老师讲课，课堂上串位隔行瞎闹，让老师感到很无奈。当时的我，一方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原因，学习成绩有些下降，此后就和三好学生再也无缘了。时隔不久，李老师便随爱人调到了福建大学，从此没有了音信。

　　那时我们要到9岁才能加入少先队，而且要求很严格。首先要写入队申请书，经过批准才能入队。在经受考验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荣誉。先入队的同学大都当上了队干部，有的当上了小队长，有的当上了中队长，还有的当上了大队长。当了队干部的同学都感到自豪和光荣。我只戴上了一道杠——小队长，一直当到小学六年级结束。

　　升入四年级后，王郁芳老师做了我们班的班主任。王老师不仅是一位教学有方的老师，而且很有管理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管理，淘气的同学收敛了不少，大部分同学开始认真学习了。造句有内容了，作文也开始有声有色了。如今回想起来，可能与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记得那是一天上午的第二节课，上课铃响过，王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上讲台，准备开始讲语文课。王老师拿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刚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本想擦了再写，可是怎么也写不下去。此时，王老师转过身面向同学们说道：“今天的课我实在讲不下去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去世了……她比你们高两个年级，是教导主任朱老师的女儿，她叫……”稍作停顿，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大的字——“叶莲”。写道这里，老师流出了眼泪。王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述叶莲的故事和她短暂的人生。叶莲是朱鑑荣老师的女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有人生目标，学习自觉、主动，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她积极配合老师为班上的同学服务，和同学的关系很好，是班里的好干部。不幸的是，六年级时得了白血病，小小年纪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王老师用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流着眼泪给我们讲述叶莲的故事。直到下课铃声响了，教室里仍旧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从此以后，不少同学都有了转变——学习变得积极主动了。我当时非常感激王老师给我们讲了叶莲同学的事情，觉得比上一堂语文课还要好。这堂课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很深刻的，我想不仅是我，还应该包括我的其他同学们，他们一定也受益匪浅。

　　王郁芳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清华大学成人扫盲班的老师，与许多学生的父母是师生关系，因此都很熟悉。王老师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对学生进行管理，哪个学生学习差点儿或出现问题，她就会说，再这样我可要找你的父母好好说说了，有的学生听了这些话就会收敛许多。其实王老师不是真的要去找家长，只不过是一种管理教育的方法吧。在王郁芳老师的辛勤教导下，我们班所有同学都进步和提高了不少，为升入五年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郁芳老师是我们敬仰的好教师。

　　升入五年级后，班主任换成了徐全我老师，不久后徐老师转到三年级当班主任，我们班又换了新班主任。那一年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换了好几次，陈德馨老师、赵恩宪老师都代理过我们班的班主任。由于班主任更换太勤，班里秩序有些乱，有些同学竟敢和老师寻衅滋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师只好去求助家长。个别同学受到家长训斥或体罚后不能正确对待，反而更加扰乱课堂秩序，和老师作对。女老师招架不住，只好求助于男老师来帮助解决问题。我们班的五年级由于频繁更换班主任，对学生缺乏连续性管理，班里的纪律显得有些混乱。

　　三、我六年级的班主任王淑华老师

　　1965年暑假后开学，我们升入了六年级，班主任是王淑华老师。王老师当年30岁左右，年轻而庄重，戴着一付金属框架的近视镜。王老师学历高有内涵，这可是我们这班学生的福气。虽然五年级时我们班纪律比较差，但经过王老师的管理和教育，班里的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我们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刻苦学习，为圆满完成小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努力着。老师不但教给我们文化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学习方法，全班同学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都在为争取考上理想的中学奋斗着。由于班上同学的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充分发挥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的精神，建立了学习小组，互帮互学，帮助学习差的同学尽快赶上来。

　　王老师很辛苦，除了按照课本上的教材给我们讲课外，还自己编写教材。她授课认真，不仅教我们用好词，写好文，还要求我们要写好字，这些对我们打好语文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王老师还结合那个时代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如雷锋、王杰、刘英俊、欧阳海、焦裕禄等，用他们的英雄事迹，对我们进行品德教育，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心血，使我们受益终生。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初，寒假过后一开学，便发现学校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那时我已经可以读书看报了，从报纸上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政界开始混乱起来。这时附小的部分老师也坐不住了，忧国忧民地参加了这场政治运动。学生开始失管，我们的学习也开始受到影响。随着运动的升级，学校全面停课了，我们这些将要升入初中的学生，想学习也找不到老师了，一切全都乱套了。不上课了，教室卫生无人管理，窗户开着，门敞着，课桌椅横七竖八，黑板上写满了革命口号，到处是丢弃的垃圾杂物，五颜六色的大字报上挂着黑色的墨迹，贴满了校园。这就是文革初期清华附小校园的真实写照。

　　此时学校的状况正合了一些学生的心意，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课了。没有了老师的管教，有些同学小小年纪就跟随着革命的潮流，走上社会干起抄家破四旧的事情。还有些学生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开始搞运动升级，对管教过自己的老师大打出手。他们找茬儿批斗、殴打、虐待、侮辱老师。我亲眼见过附小有一个学生，带着几个同学，手持皮带抽打老师。“文革”的浪潮，不仅冲击了整个社会，造成停课停产，也冲击了一些孩子幼小的心灵，给他们尚未成熟的人生观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得一些同学分不清是非、颠倒了黑白，对培育自己成长的老师恩将仇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年龄的增长，我想这些同学一定会对自己当初年少轻狂的行为感到懊悔，对老师的负罪感一定会伴随他们的终生。其实他们也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只不过他们受到的不是肉体的伤害，而是灵魂的侵蚀。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最终历史会有见证。

　　由于我们在六年级时赶上了社会动荡，学校的教学秩序无法维持正常，校长管不了老师，老师管不了学生，老师水平再高，再愿意教书育人，也无法继续正常教学。那时爱学习的学生只能是着急和无奈。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利用停课的闲暇读了很多书，自学了文化课，1977恢复高考后又重新圆了求学梦。而不爱学习的学生就此成天玩闹，从此荒废了学业。这就是在“文革”中清华附小学生的基本情况。

　　四、“文革”使我们无法升入中学，于是升到了七年级

　　由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的教学秩序全乱套了，中学不招新生，我们这些本该毕业的小学生也离不开清华附小。当时的学校领导顺势应变，把六年级学生升入七年级，既无教师又无教室，统一归学校管理。学校派体育老师关永长管理整个年级，带领学生一方面护校，一方面参加运动。当时七年级有百十个学生，两三个人配一把木制步枪，排着队背着枪围着学校内外转圈。刚开始时人还比较多，后来人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被家长招回家了。听话的学生走了，调皮捣蛋的学生不干这活儿，就由剩下的部分学生维持着。当时全国学生已经开始了大串联，为了支援大学的接待工作，部分学生分到各大学生食堂去帮忙。食堂的工作很辛苦，清晨6点多就要到岗服务。那时的孩子早早就承担了大人的工作，一直干到1966年的年末。1967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参加运动，还和大学生一起到中南海外的纠刘（少奇）火线，见识了当年运动的激烈和复杂。当时的校园真是一片乱象，派别山头林立。小学乱，老师被整得无所适从。老师人人自危，学生放了羊，根本无法接受正常的文化教育。

　　以上讲的是“文革”中的感受，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但这段历史让人难以忘怀。小学6年，正好是打好文化基础的关键时期，但10年浩劫却把所有在校学生的学业都耽误了，影响了我们这代人一生的正常发展。有许多同学一辈子就是小学毕业，学业再无进展，他们甚至不会用汉语拼音发短信，不会使用电脑。有几届毕业生，特别是1960年之后上学的同学，名义上是高中毕业，但很多人写不好一个便条或一封信。我们好在还真正学完了小学6年的课程，只是没有取得清华附小的毕业证书。不妨想想，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能干多大事啊，这些人只好随着社会和形势的变化在学校“闹革命”。到了1968年1月中旬，清华附小1966届学生几乎全部升入清华附中复课。可是那时附中的情况也很乱，几乎上不了文化课。清华大学里各个派别之间闹武斗，附中也随之停课半年之久。直到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才开始复课和劳动锻炼。1970年，我们1969届初中毕业生只有16-17岁，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有的到了内蒙兵团，有的到了黑龙江兵团，饱受劳累、寒冷、孤单的艰苦，我们把青春的汗水都洒在了边疆的土地上。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才得以返城找工作。由于这些人中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很多人一直生活和工作在社会的底层，只有比较少的同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历从而改变了生活轨迹，在事业上获得一定成功。以上表述是我们这拨人的真实经历。写到这里，使我更加怀念我在清华附小度过的短短6年的童年时光，更加怀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

　　回忆过去的岁月，想到小学时代的单纯和快乐，想到在清华附小6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想到严父慈母般的老师们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对我们的辛勤培养，想到清华附小宁静、美丽的校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由于当时年龄小，加之年代久远，许多事情已想不起来了，但我还是要努力写上几笔，也算是我对母校和老师的一种怀念。由于我的中学阶段正处于国家的动荡时期，我们没有系统地上过文化课，我只好用小学水平的文章来表达我对小学时光的记忆。虽然我的文字水平差，但表达的却是我真实的心意。当我走上社会后，确实感觉到了从清华附小和清华附中毕业的学生，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和认知水平和社会上有很多区别，这是客观事实。我想，这是和我的母校——清华附小早期教育和老师们的教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