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采忆流年 之一----朱天华（清华附小1961届甲班毕业生）

　　母校清华附小今年百岁大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喜可贺。

　　我们这一届1955年入学，也整整60年了。60年一甲子，可谓双喜临门，可遇而不可求，一并同庆了。

　　百年沧桑，坎坎坷坷一路走来确属不易，我相信所有校友都会为有幸亲临母校百岁生日而情绪异常激动。

　　我们参与了许多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行为。如：大炼钢铁、全民除四害、课间集体舞、暑期夏令营、踏青郊游等，这类题材通常多被采用，难免了无新意，容易落入俗套。

　　为避免从众，我最终选定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主题：

　　一是班级性课外活动实录——倡导传统社会教育实践理论。其特点是具有象征意义，属于集体活动，并且当时在校内确有一定影响。

　　二是音乐教学课——反映1950年代附小课堂教学的鲜明特色。

　　一、春风细雨润桃疆

　　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我刚入队不久，学校决定由我们班集体接管操场东侧的“桃园”，校方仅提供铁锹、耙子等简单工具，一无经费二无合同，还好也没有具体目标要求，纯属“三无”项目。此事一经公布，全班立刻炸开了锅，同学们既兴奋，又感到很突然，没有更多的想法，只认为好玩儿。

　　记得园子不大，靠近足球场球门后，形状近乎正方，长宽各二三十米，园中二三十棵水蜜桃呈南北走向，分几列排开，地面微微向东倾斜而下，一直延伸至那片环绕校园的洼地边沿。此前该园并无人管理，杂草丛生，已荒废多年，就连我们这群天天泡在操场上的野外族，也很少留意到近在咫尺的这片一亩三分地。

　　所谓园子，其实无“园”可言，四周只随便挡了些带刺的荆棘，也早已七零八落、荡然无存，失去了篱笆的功能。令我好奇的是，园内的桃树何年何月系何人所植，一概无人知晓，也无人问津。如今时过境迁，原来的果园早已辟为附小操场的一部分，更无从考证了。虽然年年春天满树桃花，却从未结出一个果实。接受任务后，全班同学在班主任徐全我老师带领下，热情十足、全身心投入其中。先整修围栏，把倒下后随处散落的、两米来高的水泥方柱重新立起，拉起几道废旧铁丝网，用干树枝和带刺的荆条穿插其间，这样就足以避免再有不速之客穿“墙”而过了。平整地面，除草，松土，在每棵树周围培土垒起一个直径3米的圆形围堰，全班齐动手，找来各种所能找到的容器从水房打水浇到围堰里。随后对桃树进行剪枝，那时没有化肥，记得班里所有人都干过拾马粪，挖河泥的行当，徐老师说没有它就不可能结果儿。桃树发芽、开花、坐果了，还要间花、疏果、打药，一连串活计必须跟上。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园艺方面的劳动。掐指一算那种热火朝天、争先恐后的劳动场面，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仍历历如在眼前。同学们都很尽力，常常饿着肚子直到精疲力竭方肯休息，人人脸上一片天真烂漫。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徐老师自始至终统筹规划、亲历亲为，所有工序都耐心地做现场辅导讲解，亲自带头示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以身作则的态度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据说她为此还专门前往西苑附近的“东北义园”，系统学习了果树管理技术，精神颇为可嘉。

　　平心而论，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来说，这项任务是十分沉重的，其中的责任、辛劳和付出可想而知。徐老师平时较严肃，不苟言笑，同学们大都对其惧怕三分，我也曾屡遭严斥，因此在她面前，总是惶惶然不敢稍有造次。但经此一事，我对徐老师的印象大有改观。

　　通过辛勤劳作，没想到在我们“承包”的第一年，汗水浇灌的桃树竟然神奇般地结果儿了，而且是大丰收。看着枝头被累累硕果压弯了腰，，成功之感、喜悦之情自不用说了。后来得知该品种属于某优选系列，因此果儿大、糖度高、抗虫害、耐储藏、口感也好。具体“收成”情况已记不清了，除上缴“国库”外，只记得班里每人都分了一些。

　　由于在管理学校果园劳动中表现出色，班里最后几个第一批未能“入队”的同学，全数一并“火线入队”，使本班成为北京市有史以来第一个“红领巾班”。无意中创造了一项本市记录，被载入了“京史”。50年后的今天，这则“日下旧闻”还是有一点史料价值的。

　　更有意思的是，北京某报社记者还破例专程来附小为我们拍了一张全班大合影，时间是1958年1月1日。这张经过手工染色的8吋大照片是本班唯一的集体合影，照片背景足球门后偏右依稀可见那片“桃园”，十分难得。

　　那个年代，大力提倡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各行各业劳动竞赛之风盛行，劳动光荣乃成时尚，像本文所讲的事例比比皆是，并不值得特别夸耀，然而多年后，那段特殊岁月集体劳动生活的场面，仍时时让我记起，成为象征那个时代的标志。我想，即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类似这样的义务劳动教育，对于青少年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和脚踏实地的精神，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