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2015年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的前身成志学校建校100周年，可以说是两校的百年华诞。而我作为50年前，即1965年从清华附小毕业、进入清华附中的校友，似乎有义务在这个时刻为母校写点什么。
校友大都把童年的美好记忆同母校联系起来，对辛勤培育我们的师长充满敬意。而母校则往往为校友的成绩感到欣慰，从中收获事业有成的满足。而对我来讲，这篇文字可以起到多重作用。
对我来说，这其中还寄托着对父母的怀念。母亲一辈子在清华教书，直到晚年，每年的校庆对她都是节日。父亲在清华学习、工作30余年，一生引为自豪的是“曾与5万学子朝夕相处”。我没有机缘像他们那样投身教育事业，但母校、老师、父母让我有太多的感受。
为了表达对母校的祝贺，筹备校庆相关活动期间曾多次返校，得知母校的教学水平在全国初等基础教育中名列前茅，我为母校今天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同本班、本级，以及各届校友一道，给母校交上一份答卷：我们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几代人奋斗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总体而言，我们无愧于母校，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
一、附属学校
附属学校往往因母体而诞生、发展甚至成为“名校”，清华附小和清华附中恐怕也不例外。
起初，建立这所学校，大概是为了增加母体的吸引力，减轻在大学任职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和做学问上去。当然，这也往往使“附属学校”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即执掌和管理这所学校的人可能有更宽的考虑与视野，把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联系起来统筹思考、设计、安排，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而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一直处于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教育在其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何况成志学校的母体是清华大学，最初的“留美预备班”，后来“公费留美”的重要途径。解放后“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因此，清华附小，特别是其中的“实验班”，显然带有一个时代“探索”的浓重痕迹。那个时代母体的领导曾半开玩笑地提及“一条龙”，即从清华幼儿园、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到“红色工程师”。为了服务于“超英赶美”的目标，先是计划“九年一贯制”，后来则改为“实验班”；课程当然要有所取舍，于是算术更受重视，大字则成了牺牲品。
“文革”前，我在清华附中虽然只上了一年，但对其探索仍有深刻印象，清华大学直接派来更多的管理和教学人员，以及设置“预科班”，使用自己开发的教材。
总之，大学人才密集，“附属学校”受其耳濡目染，即使不是“象牙塔”，也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二、人生经历
后来的现实与起初的设想可谓天壤之别。我们进了附中不过一年，“文革”即呼啸而至，清华大学连同“附属学校”都成了重灾区。
在我们那一代人中间我属于运气极好的人。“文革”后期，走出早已不复存在的象牙塔——清华园，到陕北插队。从老乡那里学到了生活、生产、社会的知识；接触其他学校的“北京知青”；到县副食公司“参加工作”，为收购生猪、羊、菜、鲜鸡蛋而徒步走遍全县四分之三的生产大队。与此同时，我们在人生第一次不拘形迹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即使是在农村插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一类说法甚嚣尘上，而我们由于家庭、“象牙塔”赋予的信念和校友们的影响，更加感到知识的可贵，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拿起书本，自学文史哲学或数理化等。当最初的机会出现时，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北京，在“改革开放”前夕初步掌握了英语。回过头来看，陕北竟然也成了“象牙塔”：它使我们懂得国情，明白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会有多么艰难，艰苦条件下人情有多么宝贵，知道了“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书本知识只有同实际相结合才有价值。客观地看，由于陕北条件更为艰苦，国家因此安排了更多上大学的名额，使我能在改革开放前夜，懂英语的人最少而又即将最需要的时候学了英语，从而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乃至后来走向世界。
由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所致，我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是非常可怜的。“文革”前只有附小的5年和附中的1年，然后是4年“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而且是“英语”专业，充其量也就是能用英语“听、说、读、写、译”。我曾经自我解嘲地想：我基本上是先用汉语、再用英语读完小学就算大学毕业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到加拿大留学2年，却阴差阳错地被送进一所预科学校。我的“研究生学历”来自中央党校的两年培训，其间绝大多数时间是听报告、讨论和自学。当然有弊必然有利：仅有的“正规教育”以及没有机会接受更多学校教育的经历，使我一辈子信奉“要自学、靠自己学，学问是自己抓来的”。所以，不论是在陕北农村、走上工作岗位、甚至到国外留学，都自己制订、实施扩展知识的计划。
在学校里的专业是英语，在工作中的“事业”则是国际交流。简而言之就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向国人介绍外国。介绍中国我靠的不全是书本，“杀手锏”还是陕北插队以及后来到基层“挂职”的经历。在留学时发现，我们不属于所谓“国际主流社会”，世界上充斥着偏见与误解，讲好“中国故事”并不容易，必须“知己知彼”。到中联部之初，我负责交往的先是非洲，后是周边，虽然不是世界的“核心地区”，但做好工作显然必须弄懂那些国家的国情、体制、党情。坦率地讲，研究这些地区难度更大。同时，不论工作对象是非洲还是周边，真正的对手其实都是美国。“对手”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不外乎是国防、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当年的“帝国”和今天的“霸主”，形成研究世界所有地区和主要国家的系统学科，科学才是“西方文明”真正的“杀手锏”。就像“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一样，对外“学术交流”也使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更加全面、系统。总之，要有知识，有系统的知识，但不迷信书本知识，“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们”。这样，赢得现实的“较量”（在非洲，以及周边，谁更有影响?）的机会还是有的：西方的“优势”都摆在那里，除了可以拿过来，还可以开发自己的优势。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就叫“软实力”：告诉人家原本没有看到的合作机会。反正“全球化”是趋势、潮流，我们所做的是使之更有利于中国。就这样，搞外事当到大使，成为“中管干部”。
我们同期的校友并不都像我那样“运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享有同样丰富多彩的人生。更多的人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大学，以后又有机会出国留学，从而比我接受了更好的正规教育。多数人虽然没有到中央机关工作，但同样用所学的知识为经济建设或其他事业做出贡献。更有勇气和魄力的下海经商，探寻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但我感到我们这代人有些共性：在求知途中更加珍惜迟来的机会，在事业遭遇挫折后更加坚韧，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将个人命运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缩影：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拒绝学习任何国家的长处。
三、感悟
我们的经历能说明什么？时代、人生会超越任何预想。“今后的50年到100年内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人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事实证明，这话是有远见的。然而实际变化仍不同于任何人的预想。
在学校时喊得最多的一句口号是“时刻准备着”，好像先要在学校掌握好知识，然后在到社会上去一显身手。实际上，人生整个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受教育”与“干事业”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在学校“做好准备”，学校能够准备的——这也是附小现在强调的——是使学生有“好奇心”，并初步掌握探索知识的本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在相当多的岗位上，“知行合一”都是个终身过程。
所谓“正规教育”，从全社会的角度讲，像是“工业化”生产，效率比较高，然而也有条件和代价。初期，传授系统的知识，可以上大课，代价是将知识分为学科。当然，今天的附小也有突破：用“1+X”的办法，既提高传授知识的效率，也使传授的过程更接近于学生今后自己的探索。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获取知识的办法，包括意志、情商、团队精神。
知识是干什么用的？不是装样子的，不仅是为了敲开某些大门的，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多少“正规教育”都不足以保证“人生”不遇到麻烦和挫折，更有效的是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和抓住机遇：“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根据自己的“机缘”设计自己需要的知识结构，掌握“知”的一般规律：站到巨人肩膀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检验理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教育与人生，都会打上民族、时代和机缘的烙印。教育及其对象要与民族命运和时代要求相适应。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机缘使我们有幸出生在知识、人才密集的清华园，目睹一场场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戏，要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时代是追赶的时代，是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础的时代，是要“干成事”的时代。我们选择了特定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教育同“发达国家”不同，追求的不是产生“大师”，而是赢得“团体冠军”。有时个体要为整体做出牺牲，不可能完全发挥每个人的潜力，然而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无论机缘使你从事什么行业，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为民族振兴做出贡献。挫折是财富，最宝贵的资本是人生经历。终点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