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采访成志时期老校友闻立雕先生 之二----《世纪情愫》编委会，执笔：吴逸

　　不仅物资极度的匮乏，而且还要时刻躲避敌机的轰炸。闻先生说：“有一天，敌机轰炸把华罗庚先生家的防空洞震塌了，房子也塌了。华先生被炸后的土埋到胸部，人压在里面，铲子铁锹不敢刨，必须用手刨，废了很大劲把华先生救出来。他穿的长袍，后面的衣摆，在土里实在揪不出来，就剪掉不要了，全家没地方可去了。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就邀请华先生一家同住。把两间木板房的中间挂了一个帘子，华先生一家住在里头，我们一家住在外头。华先生一家每天进出都要掀帘而过，两家说话、打鼾什么事隔一个帘子完全都能听见了。后来华先生在纪念我父亲的文章里写诗说：“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闻先生不仅是爱国的诗人，也是一个关心教育子女的好父亲。父亲不但教我们亲近大自然，从中得到美的情愫，也关心儿女们的学业，重视儿女们的文化素养与品质的培养。 闻立雕说：“1938年秋，刚到昆明不久，学校为防备敌机轰炸，高年级和低年级轮流上课。我转到昆明的时候是四年级，所以上午就不用去。老师留点作业，下午带来交就行了。我贪玩，作业就没做。父亲看见我玩得忘乎所以，就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说老师没留作业，不信你上学校问我老师去。一下把他气火了，就打我，我一边躲一边叫喊，我妈出来看怎么回事，我就躲在我妈后面。父亲发这么大火，动手打人，并不仅因为我没做作业。主要是我说了谎，这是关乎人的思想品德的问题，这方面父亲特别重视，要求特别严。

　　早在1924年6月，他从美国写回一封家信，信中谈到应如何对待晚辈诸侄时说：“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社会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近语言告之。”接着，他特别强调：“在品行方面，家长犹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是逆反心理，平常都不回家就住在学校，在学校上晚自习。有一天，父亲在那写一份好像是宣言之类的东西，很费脑筋。小妹不知道为什么事，就在我母亲跟前吵闹，家中就一间半房子，父亲说你别吵吵了，我要写东西，弄的我心烦。小妹还在那哭闹，父亲实在烦了，过去就一拍，妹妹的哭声更大了。刚好让我碰见了，我走进屋里就说，你是搞民主运动的人，你怎么动手打人，你就不讲民主。父亲愣住了。我好像主持了正义，批评完了我就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从里屋出来了，来到我面前，很认真地说，‘我错了，不该打小妹，我从小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希望你们将来大了，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待你们的孩子。’这一下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以为他要向我说什么，没想到他向我承认错误，检讨。所以反过来对我是一个感人的教育。这个事很长时间都在我脑子里。在四十年代，一位堂堂的知名教授，当面接受孩子们的批评，向孩子检讨认错，他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闻一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无私无畏，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绝不屈服。1986年，为纪念闻一多先生牺牲40周年，清华大学于大礼堂西侧土山坡下建立闻一多纪念像。此像为一尊红色花岗岩石雕坐像，高2.80米，背后是一面黑色石壁，上面刻着他的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长发长须的形象原自他在抗战时候的面貌。当年闻一多先生说，抗战不胜利，就不剃须，所以一直保留了8年。闻立雕先生说：“这句名言体现他一生的观念，爱祖国爱人民。他之所以在国民党猖獗迫害时拍案而起，就联系到当前的事情。当时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到这种地步我们不出来说话还有谁来说话？后来李公朴先生被刺【1】，之后外面就传说下一个目标就是闻一多。我母亲就说，我求求你，这么一大家人，要是出了事，我们怎么办啊。地下党去动员，让他转移，他都不走。这些东西都是他从中国的古文化，古代历史，传统传下来的，他从这里面接受了许多。他曾经在五四时期写信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读古书读到仗义的时候非常受感动，继承了中华民族光荣的传统。这些东西都集中到他身上，最后促成了思想的变化。”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先生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先生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10余弹，不幸遇难，终年47岁。

　　父亲被害后，闻立雕于1948年的上半年，随母亲高孝贞一同来到了解放区。为了安全起见，改名韦英，自此以后，一直叫韦英，本名闻立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到解放区后，先入北方大学文学系学习，后进入中央团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那里他工作了整整15年后，才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闻立雕被调到新疆自治区委宣传部工作，直到1978年的春天，才调回北京，在中央宣传部宣传局任副局级调研员，一直到他离休。离休后的闻立雕，一心致力于父亲文献的整理工作。1994年，《闻一多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所用资料取材于闻一多先生的书信、文章、论著以及有据可查的他人文字材料，还有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配有近150幅珍贵老照片，生动地展现出闻一多先生传奇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09年9月，闻立雕的第二本书《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不觉间，我们拜访闻立雕先生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向闻先生致谢，并起身告辞。闻先生说：“没想到清华附小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这真是个大喜事。我居然还是100年学校的学生之一，而且还是健在的校友，我感到很光荣。我希望咱们的学校能够继承从建校以来的光荣传统。培养更多各方面的人才，给我们的学校增光。”
　　

　　注：【1】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先生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