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小回忆片段----卢琳（清华附小1965届四班毕业生）

　　一、入学

　　1959年秋，从设在古月堂的幼儿园大三班里走出几个孩子：卢琳、李昕、刁曙光、岳大康、华密、黄培。伴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的歌声，走进了坐落在附小西北角的教室。我、华密和黄培分在三班，班里40几个孩子有来自海淀老虎洞的吴建忠、成府薛家胡同的徐祖成、喇嘛庙的李小六、西柳村的佟月亮和来自清华园各处的小伙伴。

　　那时的清华附小和清华附中在一个院子里，属于附小的只有五排平房、一栋坐西朝东的音乐教室和院内的小操场。每逢初夏北墙外和后盖的两层楼房旁就飘来阵阵杏儿的清香。

　　慈祥和蔼总眯着眼睛的老太太顾蔚云校长、戴着厚厚镜片近视镜的朱鑑荣主任、有四川口音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惠莲老师是我记忆中的校领导。

　　教我们“dtnl”和“加减乘除”的启蒙老师是龚寿平老师，总是一身运动装的小刘（刘维孝）老师带我们做操和锻炼，从音乐教室里传出大刘（刘秉钟）老师动听的琴声和我们稚气的歌声。

　　二、入队

　　伴着“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歌声，嚼着窝头白薯，我们一天天长大。在搬进二年级教室后的第二学期，1961年，一天大队辅导员何惠莲老师上了讲台，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少先队、少先队员和怎样加入少先队。1961年“六一”前夕，我们这一届符合条件的孩子在大礼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戴上红领巾。我们几个虽然其他条件都够，但是年龄只差几个月只好等下一批。好不容易等到“十一”前，在学校的小操场上给我们举行了入队典礼。记得那天我穿着白衬衣、蓝裤子，在“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的队歌、“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和震天的鼓号声中，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

　　三、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清华附小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老师。总是一脸严肃表情的大关（关培超）老师和小关（关永长）老师，带有唐山口音的王郁芳老师和一口山东话的赵恩宪老师，长辫及地的高秋萍老师和架着黑框眼镜的沈玉凤老师。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老师是刘秉钟老师和王淑华老师。

　　大刘老师教我们音乐。虽然他的课每周只有一次，但是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45分钟的课他只上40分钟，剩下5分钟讲各种动听的故事，几乎全是世界名著。而且总是在最精彩的地方留下悬念，且听下回分解。如果课堂纪律不好或唱得令他不满意，他会用他那特有的竹扫帚棍做的教鞭使劲抽打自己的裤子，或者气急败坏地抽打课桌，发出啪啪啪的切分音声。最令人恐怖的是他还要取消那令我们企盼一周的故事。所以，上他的课总是坐得齐、唱得响，就连最调皮的孩子都变得像“三好生”一样。伴着悠扬的琴声和清脆的教鞭声，我们不但学会了很多歌曲还增添了许多其他知识。

　　王老师是我们高年级班主任。她微胖的身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是露出慈祥和蔼的微笑。那时的班主任除了管理学生操行外还教语文和算术。她待学生就像母亲待孩子一样。寒冬她扔下自己年幼的孩子，中午吃完饭就提着热水到教室，围着炉子看着远道带饭的学生用餐；她每天认真检查学生的“三友”（口罩、手绢、水杯）的佩带和使用；流感季节她敦促学生喝芦根汤，盛夏她为学生挡苇帘；她带视力不好的学生到北医三院治疗，她手把手地教学生做眼保健操；对落后学生她和学生家长建立联系本，对好学生总是提醒他们不要骄傲。

　　至今我还记得王老师讲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时的情景，主语、谓语、宾语的用法，像讲故事一样讲解成语的出处和用法，如数家珍地将各类文章娓娓道来和教我们背诵诗词和古文的样子。通分、约分、循环小数，追及问题、相遇问题、注水问题、四则问题，时间、长度、重量、体积和面积的度量和计算，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着学生。每本作业和试卷都有她认真的批改，每张油印的教材上都有她隽秀的字迹。

　　我那时视力不好，板书因为看不清而干着急。王老师特意将我调整到前排，甚至将自己的眼镜借给我用。她有时放学后让我去她家抄写留下的作业，还经常一边做饭一边给我讲着。嗨，多好的老师，就像慈祥的母亲。

　　四、英语

　　记得快到五年级暑期，王老师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说是暑假附小要开英语班，让我们问问家长让不让参加。我父亲卢谦在清华大学是出名的外语痴，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老师是清华派的，当时的学校基本上都学俄语，开英语课的几乎没有。教室在原清华附中东边楼的一楼，一个班40几个学生。每天上两节课，还有作业。当时只有油印的教材和几本四格本。英语书写和后来上中学不一样，是漂亮的手写体。进度挺快，两个月就相当于后来初一的水平，这对我中学学习有不小的帮助。估计，这是附小解放后初次尝试。

　　五、扫墓

　　五年级清明前一个月，老师说要到八宝山祭扫革命烈士墓。这是我在附小的唯一一次扫墓，所以印象深刻。为了这次扫墓，各班都开始排练准备献给烈士的歌曲。记得一共有两首歌，一首是《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另一首歌名记不得了，歌词大概是“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各班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花圈和白花。清明节在清华大学停车场上车，两个多小时才到八宝山。在任弼时墓前举行完祭扫仪式后，分班瞻仰烈士墓地和骨灰堂。扫墓归来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作文，由于前不久看了一场电影，其中主人翁欧阳立安的母亲特像革命母亲夏娘娘，我就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没想到文章还被贴在一楼墙上展览呢，心里那个得意。

　　六、晚会

　　我们那个年代清华的晚会特别多。从和苏联专家一起圣诞节联欢、元旦的综艺晚会到夏天的绿园和露天电影，无不吸引着我们。有一年暑假，清华附小在操场上举行篝火晚会，两大堆木柴堆得像小山一样，火焰伴着噼里啪啦的响声直冲云天，大家尽情地唱着蹦着，直到火焰渐渐熄灭久久都不愿离去。

　　七、春游

　　大概是清华大学离颐和园近吧，每年“六一”学校都组织到那里去春游。清晨在清华大学停车场集合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出西门过喇嘛庙，经东北义园、西苑就到颐和园了。钻山洞，爬万寿山，佛香阁前眺望烟波浩淼的昆明湖和俊秀的玉泉山，登石舫或乘画舫游龙王庙，在十七孔桥东廓如亭里小憩，或沿后山至松堂用餐，到谐趣园旁小溪戏水，到大戏台里观景。疯玩了一天到家像“累兵”似的，可等着我的是如何写好春游颐和园的作文。

　　八、毕业

　　1962年开学，学校将我们年级原来的三个班分为四个班，又将两个实验班升到四年级。1964年开学我被调到四班。许多年以后，黄培问我怎么1965届三班的毕业照片里没有我的身影？她哪里知道六年级刚开学，王老师就征求我的意见去不去四班，可能还有几个好学生也被问过。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听赵观澜说有人不愿意去，妈妈知道了也把我臭骂了一顿。于是我、赵观澜、尹宗琦等几个人去了四班。进入一个不熟悉的班集体感觉乱乱哄哄的。学校派了全校公认的最厉害的马老师当班主任。上课时你只要一走神，那准确的粉笔头啪的一声就打在你头上。即使这样有的人还是不服。有一天黄大强又捣乱了，马老师让他出去，他不但不听还骂老师“马回子”。这下马老师火了，踹了他两脚，揪着耳朵将他轰了出去。为此，他的家长告到学校。马老师调走了，换了新老师，班里更乱了，常把教算术的李逸老师气得暗自落泪。大家的成绩普遍下降。就在这段时期，一个星期天，奶奶正同朱自清夫人聊天，我偷偷地爬上树，一不小心掉下来，摔成骨折只好在家养病。几个月后，老师问家长我要不要参加考试。妈妈说去，于是我打着石膏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至今我的毕业照别人都穿白衬衣只有我穿蓝制服，那是由于胳膊伸不直穿不了衬衣的原因。最后是第二志愿考上北大附中，告别了清华附小和6年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

　　九、后话

　　50多年了，往事如斯，所忆之事支离破碎，所写之文如同嚼蜡，聊以自慰。仅以此文贺母校百年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