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6中队的刘佳桐同学
庄子用“白马过隙”形容人的一生匆匆，当然夸张。杜甫的“儿女忽成行”遂成万古名句。到了现代，小学、中学、大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流年的刻度，也可以被人用来感叹人生苦短。是啊，仅仅需要回溯50年，若中国人还循着几千年的习俗，那今天女儿的年龄都该有上清华附小的孩子了！
2015 年，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成立 100 周年进入发小们的话题。开始不经意，后来热度只增不减。内心受到冲击，慢慢也开始有回忆的骚动。历数读过的回忆文章里，专门忆小学时代的好像很少。记忆里现存似乎只有钱穆的“八十忆双亲”中有不小的篇幅，也感人。小学时候的年纪，情窦未开，不会有沁肺润心的爱情故事。除了早熟的孩子，世界观的形成多在这个时期之后，也鲜有脱胎换骨的历练。就学习而言，也难留下传说。清华园里的孩子都不笨，小学的功课难分高下。我也是懂了微积分以后，才真正能欣赏清华发小后来显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天份。但时间久远，对小学的记忆必然最模糊，写得引人、有趣、可读不容易。大概只能拉拉杂杂把还留在记忆里的片段理出来，奢望自己和读者在字里行间拼出一个小学和童年的图景，以此纪念和怀念当年的小学、老师、同学、父母和那无忧的童年。
一、上小学
人静下来时，让脑子随便想过去的事，身后浩瀚人生里的同一些事总是倔强地出现，上小学的第一天就是一个，依稀地记忆里只有父亲带着我站在操场上那一刻的情景了。那是1963年，记忆中操场当年真大啊！我背着新书包，现在都记着当时心里新鲜、高兴的劲头，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姐姐大我两岁，两年前就是神气的小学生了，举手投足都让人羡慕。我曾经还和小伙伴偷偷跑到操场边上，像解放军侦察班似地趴在地上，偷看姐姐上操。现在想想，当时怕什么呢？
父亲那天穿着一身蓝制服，微笑地站在那里和我一起等着什么，应该是报到或开学典礼？他在想什么？应该在迎接他人生又一个里程碑的如约到来吧。因为等到我为人父了，才越来越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22年后我在水利系做助教时，女儿同她的父母一样，在清华校医院出生。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发烧感冒，第一次带她去医院看病拿药时，递进去一张我从小见惯了、但从未留意过的“医疗互助卡”。药取出来了，我心却油然感动，和以前的互助卡一样，上面有两个名字，只是父亲的位置换上了我，孩子的位置换成了女儿。从此，我便是一个孩子的保护和依赖，像画面一样定格在那一刻，就像父亲当年和我一起站在小学操场上一般。
二、结交发小
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不少同学的婚礼，也曾被闺蜜选过做伴娘。几次下来，跟我讲了一个观察：新郎的朋友被邀请做伴郎的，大都是从小在一块儿撒尿和泥的发小“死党”，当着新娘的面都敢揭短，口无遮拦。新娘的伴娘们则不然，以高中或大学的好友为主。听了女儿的话，我想了想。我当年结婚的时候要是兴这一套，伴郎还真大都会是清华附小的同学！写初稿时甚至大发怀古幽情，列出我的假想伴郎名单： xxx、xxx、xxx ……后来发现这可能是个得罪人的事？所以用 “xxx”代替，你们自己想吧。谁会来谁知道！哈哈！
20多年前，同学杨凯（清华附小1966届五班）在密西根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坐庄邀请周边州的朋友们一起过圣诞节。教授太太几次来电话催问我哪天到。我有点好奇，答说就那一两天呗。这时她才透露了玄机。原来教授每年圣诞节假期间都会邀请学生到家里派对一次。今年的安排有点挑战，不能和我撞车。不是怕人多照顾不周，是怕我口无遮拦，抖出教授当年的那些“糗事”，把教授多年建立的威严与清名毁于一旦！朋友聚会按计划举行，聚会时，老学生们当然都回避了，教授的面子得以维护。
现在还记得，那天其实就是附小的同学会。五个男人，都是附小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四个娶的太太竟然都是附小前后年级的校友！附小不但教我们读书，学知识，连十几年后的红线都不动声色地牵好了！
我入小学一年级实验班一六班，一路二六、三六、五六，到六年级六六班毕业。一六班的老师已经不记得是哪位了。二六时来了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应该在三四十岁之间。王老师个子不高，圆脸，好像是短发。最清楚的记忆是她比前任老师好像严厉很多，除此之外，惭愧地不记得如何受她的教诲了。只是对她的严厉居然记得这么清楚，可见当她的学生并不轻松。只是现在长大了，对严师们只剩下由衷地感激，其中不仅是王老师一人（同学王如骏和杨嘉实告诉我说一年级的老师是王孟冬，二年级是王雅琴。王回忆“严厉”的王老师是王雅琴，是我们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三六班时来了孟宪英老师做班主任。孟老师是王老师的“反面”：男的，1.8米的个子（我小时候的印象），当时应当是20岁出头，刚从师范专业毕业，科班。可惜对孟老师的“施教风采”也无从记忆了，甚至都不记得他教过语文，算术还是兼职两科。但他留下的印象特征不是严厉，倒反而记得他常常哈哈大笑。原因大概是他一个大个子男人，是我们长成的未来，不必扳住面孔，天生就能镇住10岁上下的男孩儿。女生们为什么也听话，就不知道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学校一夜之间地消失了。在父辈们百受煎熬的同时，孩子们却不谙世事，疯玩了一年多。突然，“中央文革”一声令下，要大学、中学、小学复课闹革命。我又和同伴们一起回到了学校。算算从1967年10月小学复课到1968年9月升入清华附中初中，一年时间，度过了两个年级。脑海的倔强记忆库里却不曾有任何五年级和六年级上课学习的片段。在记忆全失与的确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上学上课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零星的记忆中有同学总是从窗户里进进出出，不走正门，显得特有“份儿”，也就是今天的“范儿”。最近给孩子们讲家史，我甚至有点自豪地告诉还在上大学的儿子说，我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基本没上学，玩了两年！听得他瞪直了眼，羡慕地说不出话来！离开小学几十年后到美国谋生，我跟公司的老板闲聊时，告诉他我没有高中的学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我是否违背了公司的纪律，用人不慎啊！？我要是再告诉他小学的后一半也彻头彻尾是混的，当天说不好就让我“走路了”也未可知！
三、实验班
我们发小中有位大名鼎鼎的学长——陈小悦，前几年英年早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据说他是为数不多的所谓“清华一条龙”中的一龙：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又在清华做教师。以前没多想，这两天琢磨这篇文字的时候，发现我也勉强够格，添列在这种“稀少物种”中。说勉强的意思，是说我上附中没上高中，上清华（大学）没上本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老师没当到教授。除了幼儿园，只有小学完满毕业，却也只上了5年！但这唯一的“缺失”，我却特别引以为豪。这大概就是“实验班”实验的意义吧？
附小办了大概有 5届实验班？所谓实验班就是每个年级有两个班学生用5年时间念完普通班6年念完的课程。我从一六班到六六班毕业，三年级就在实验班了。我记得很清楚，但不记得实验班是从二年级开始的，还是一六班就已经是了？问同是一路都是六班的同学们，大家也都没把握。故此请大家一起考证。据说实验班学生是从同年级学生中挑的。同学的姐姐回忆说是老师到家里征求家长意见，父母当然一口应承。邻居小伴特自豪，记得是自己考进去的。说老师那天问了两个问题：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我偷着乐，这不是混进去的吗？我怎么中选的，不知道，归于运气吧。如果不上实验班，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是否依然如是，想必大概不会。实验班给了我扎扎实实的4年小学。联想起后来无缘高中，这多一年的知识和基础在考大学时起了多大的作用，虽然无法量化，但我一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并由之始终对实验班心存感激。
实验班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确定，但对它的结束却记得非常清楚，是那倔强记忆的功劳。1967年10月，全国中学、小学接“中央文革”的通知，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五六班。新教室在紧靠南墙的二层楼上。新老师是女老师李曼女。李老师端庄和蔼，但不失严厉。同学则自从1966年夏天“文革”初起，一年多没到学校了。老同学们重逢，那份高兴、开心可想而知。开学那天（也可能是之后的几天），我们班同学坐在教室里，听到一个晴天霹雳，学校决定把实验班打散，学生插入到其他班级。听罢大家立刻骚动起来，教室里瞬时大乱。李老师时而厉声训斥，时而好言相劝，好像后来还把安校长请来助阵。但都没有奏效。眼看分班无法进行，门口突然出现孟老师的身影。毕竟是孩子，见到原来的班主任，躲在心底的敬畏自然流露。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孟老师看了大家一眼，说“你们再嚷嚷看看！”大家面面相窥，不知所措。几秒钟后，不知是一年多来受“造反有理”的影响，还是实在不能容忍分班的痛苦，全班同学突然一起齐声大喊大叫，声音之大，时间之长，事后我们自己都吃惊不已。孟老师见状，愤而离开。年幼如我们当时，无分长幼，不敬师长，毫无师道尊严，一定让孟老师伤心了。无奈，分班后来还是进行了，好在变动不大，五六班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但实验班却留在记忆里了（后来据同学杨嘉实回忆，当时两个实验班同学被分打散成若干个组，插入其他班级。听话的同学就遵命到别的班上课去了。有部分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不去。出乎大家的预料，学校居然也没有深究，把留下的同学合并组成六班，一直到毕业。走了的同学知道后大呼上当，但毕竟晚了）。
“文革”以后，在清华还多次见到孟老师，打过招呼，他也认得出我。有一次提起三六班，他比我们做学生的还自豪，说，都是好学生，错不了！他后来好像也离开了附小，不再做孩子王了。希望他的决定，不是当年我们大闹教室的动因之一。
四、学习杂记
“算术”——还记得刚上小学时听高年级同学说，小学功课中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最重要，也最难。在哪听到的和为什么，都无从考查了。但实验班好像是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课在一年内完成。想象里应该是件难事，但对三年级的回忆却没有任何“独上高楼”和“衣带渐宽”的苦学印象。对此不甘心，就使劲地回想，终于依稀记得学懂分数的概念和运算时，自己颇为得意。“二分之一大于四分之一”大概是我学习生涯里学到第一个抽象概念。至于四则运算、小数点、应用题、简化算式等等，都应该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些基本的算术功夫，当时觉得很平常。到后来有比较才体会更深。常听到人说美国的中小学教学不如中国。我不赞同这种几近粗鲁的结论。从我自己孩子的学校教育和教学生的经历看，美国学校的教育似乎更重视培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思路。老师的时间和经历似乎更多地放在启发学生思考和创意上，而对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效率则不刻意推敲，也从不推崇“勤学苦练”。端着“国学”的底子，看着孩子们在美国做作业，方法不够“漂亮”，不够“简洁”时，每每会因此而爆发“战争”。孩子们也苦恼，问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办法做？！事后想想，当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时，哪个模式更为优越，见仁见智。提出问题和有解决的思路， 应该是生存之道中更关键的手段。美国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华人孩子们受到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在鼓励创新的环境里，那些重视细节，推崇方法，又肯“勤学苦练”者，就容易脱颖而出。回到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创新”天份，但秉承附小培养的方法兴趣和苦练的习惯。后来初上职场时，曾用数学谋生愈十年，实验班里打下的算术基础功不可没。一直到去年，还好为人师，在社区的中文学校辅导高考数学。这一切，若没有附小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爱好，可能不会去做这“劳什子”。
“语文”——最近几年喜欢把心里所想付诸笔端。完成后与朋友们分享时，竟然时时受到“谬赞”。其实写作已变成了自己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和乐趣，是我私下最高兴的事情。然后就追根溯源，想找到最初作文的源动力。小学时语文不是我的强项，甚至谈不到喜欢语文课。父母教物理和化学，理科似乎是不二的爱好和选择。可小学语文课的课文还记得不少，像“小猫钓鱼” “铁杵磨成针” “列宁的故事”等等。背词组、造句及默写是每天的功课。但回想起来，是一篇三年级（或二年级？）的课文，对我以后一辈子的写作都有影响，至今不能忘怀。课文的准确名字忘记了。权且记为“心中的春天”吧。文章的大意是，一个晚冬的周日，小学生主人公为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发愁。苦思冥想无果，不得已走出家门。大地还覆盖着白雪，树、草还未披上绿色。突然，一个画家背着画板，行进在冬天的旷野，显然在用画家的敏锐眼光捕捉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征兆。小学生顿时受到启发，春天不仅仅存在大自然中，春天源可在人的心里，源可在人的盼望之中！作文遂一挥而就。
我学这篇课文时，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情和意居然可在文章之外。只要有心，眼睛看不到的，心灵却可以感到！说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悟性，一定是孟老师（或是王老师，或是赵老师，李老师……）在课堂上循循诱导，才激活了一个学生一生受用的灵性。都说写作是不能教的。我是个反例。若有心，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教，也可以学。附小的老师让我就做到了至少一次。
“图画”——图画课从一年级就有，教我们的应该是谢令德老师，或是方咸玲老师？记不清了。后来三六班时来了涂铁仙老师，家里好像和军队沾边，经常穿黄军装似的衣服，短发，人特别显得精干。涂老师儿子是三五班的同学张宪（音），大高个，大头，隐约记着他也有军人子弟之风。小学生鲜有不喜欢图画课的。我也不例外。但回忆起来，全部对小学画画“生涯”的记忆竟全是和一个同班的小伙伴有关。
一六班时就认识了王如骏。先讲个题外的小故事。全班同学当时没推敲这个“骏”的发音，集体失“语”，5年下来都阴差阳错地发“尊”（四声）。乃至后来他长大了，在中央电视台视做舞美设计。但凡朋友来找他不在时，他回来先问来人是找王如 jun(4)还是王如 zun（4）。若是后者，一准是发小！直到50年后的昨天有个朋友聊起他，还是王如 zun(4)如何如何！不知是遗传，还是天份，王如骏画画儿好，小时候尤其马画得逼真，令人羡慕。近朱者赤，就也想有同样的本领。二年级时家里买了一本儿童读物，《矿工的儿子》，封面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戴个大皮帽子，我下了好大的功夫，临摹了一张，拿给他显摆一下，但不记得收到了“应有”的欣赏没有？后来读到《空军英雄杜风瑞》，感动之余，又画了一张战斗机，腾空远去，拖着一条弧形的喷气，我兴冲冲地把杰作拿给他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出画的破绽：远处的喷气比近处的喷气竟然还要清晰，这“不合常识”喽！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可画画再也不是我们的话题，咱认赌服输了。15 年以后，我从农村插队返城，和一千个知青一起分到京城的一家建筑公司。入职培训时领导需要一幅宣传画。我找到那时已经是附中美术老师的王如骏。转天一个建筑工人的形象跃然成为一幅逼真的水粉画。下面居然属着我的名字！他随随便便地说，交上去，就说是你画的。还要画，就找我。画派上了用场，当然一片叫好声。不知是否粘了画的光，领导“顺便”就把我留在了公司总部的机修厂上班，说是以后搞宣传方便，逃过了建筑工地的风吹日晒。现在想起来，这“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算不算“不正之风”没把握，但的确应了那句“关键不看你是谁，而是你认识谁”！要是你在附小就认识他，那就更没问题了！
“音乐”——音乐课其实就是唱歌课。低年级时在本班教室上。三年级后到专门的音乐教室上课。音乐课开始时是毕可纫老师，后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李文英老师。毕老师资历深，教音乐像教算术一样，严谨，不苟言笑，上课一板一眼。小李老师刚参加工作，小巧玲珑，人长得漂亮，小男孩儿们如我都喜欢上她的课。这是真的，50年后，男生们谈起她，老师的漂亮永远是开篇的话题。可能这就是原因，只记住了她的长相，学的歌却都忘光了。对音乐课的回忆都浓缩在三年级一天的下午。那天阳光明媚，小李老师弹着钢琴 （还是风琴？），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学，水到渠成的时候，全班同学在琴声的伴奏下齐声高唱。和谐的童声天真、洪亮。年轻、热情的小李老师则时而俯身弹琴，时而转过身来用表情和歌声领唱，情景历历在目。 后闻在2015年初，小李老师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驾鹤西行了。我就以此文表达一个她不会记得的小男生的怀念吧。
五、再见 附小
1968年，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情，说对中国之后十年的进程有影响，绝不为过。真刀真枪的“百日武斗”在我们眼皮下发生。当年7月27日，天由阴转大雨，号称10万之众的北京工人一天内涌入清华，开始了中国长达8年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历史。当时还是孩子的眼睛，亲眼目睹了大人之间事后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争执、打斗乃至残杀。那一晚，甚至与死曾经只有一步之遥。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仍惊悸不止。动荡的历史不能停滞一个孩子长大的记忆。血雨腥风之后一个月稍多一点，我与六年级全体同学们一起，聚集在附小操场上。不记得是不是毕业典礼了。好像安校长先讲话，然后是附中老师对新同学表示欢迎。随后，我们按班级，一队一队有秩序地离开了附小，向附中走去。女老师李曼女站在路旁，微笑着挥手和我们再见。我突然心头一热，回头冲她大喊了一句：李老师，再见！
行进中的队伍虽然不那么肃静，但我这一声还是让周围同学小小地吃了一惊。连我自己都不曾料到，清华附小于我，有着这么一份深深的感情！队伍走过新林院，路过毛主席塑像，大礼堂，离清华附中越来越近，却离清华附小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