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回忆，快活的童年 之二----江小穗（清华附小1964届二班毕业生）

　　四、我曾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我从小就惧怕在公共场合说话。我属兔，就真是兔子胆。尚未开口，心就怦怦地跳，学医后知道这叫交感神经兴奋。老师问问题，我会回答。但我很少举手，还竭力迴避老师的目光。

　　上小学高年级时，有一次让我在低年级同学面前发言。在院子里，我登上水泥台子，心里的“小兔子”开始作怪，声音发抖，原来熟悉的发言稿念得磕磕巴巴的。我难为情地走下台。那时的我无法战胜自己的胆怯。也许这是我小时候最大的缺点和障碍。

　　之后去插队，老乡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热情、豪放。尽管穷得没吃没穿，真正的吃麸吃糠，他们仍然能释放出那洪亮的吆喝声和信天游歌声。我被感染了，也可着嗓子吆喝着走在前边的牲口，也唱信天游。

　　陕北文化知识和科技的落后，让我感到深深不安。1973年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西安医学院学习。有一次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讲 “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马列小组反击了，招来全校批判。我代表小组在批判大会上发言。我平静地走上讲台，向下边的师生们点头致意。在我准备念发言稿之前笑了，因为我认为学校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谁说知识不是力量？！”很可笑。我再次阐述了中国需要提高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心中再没有出现那只“小兔子”，我把它留在了陕北高原。不少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因为我的笑和发言，记住了我。这是多年后，他们告诉我的。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中国，后在美国教过很多课程，成了“油条”。在美国念博士时，在全系师生面前作学术报告，非常成功，被评为那个学期10名研究生讲演的第一名。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我多次在美国和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言。我的发言受到很高的赞扬，得过奖牌和奖金。

　　从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家，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心里磨练过程。其中有痛，也有乐。

　　五、大字、小字

　　我家是“三代书香”，奶奶留有清朝的墨宝。我们老家江西婺源山青水秀不但是绿茶名产地，也出产龙尾徽砚台。在小学上大字课时，我有时会把古墨块拿去研墨，再加上一点侧柏叶子，研出的墨汁油亮，带一股柏枝香味。

　　我起初临红模字帖，后来自选字帖。我仿过柳公权的字，它柔软流畅。为了多加些“骨”劲，我又临颜真卿的字帖。我喜欢写大字，狠下功夫，很有成效。我的大字写好了，小字跟着越来越好，而且书写十分流利。

　　插队后期，公社让我参加了农村驻队工作组。我的任务除了和社员一起劳动外，就是速记会议内容，写文章，整理材料。几个月下来，字越写越快。即使在现在的电脑时代，我手写字比打电脑快得多。

　　六、小同学、小伙伴——从学校写到家

　　在学校里，我有不少关系好的小朋友，多是女生。放学后常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从校园到家不过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可以玩上二三十分钟。路上的野草，如“酸不溜”、春天的“榆钱”、槐花、夏天的“桑椹”，都被我们摘来裹肚，反正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应该自嘲的是实际上我们都吃过打蛔虫的宝塔糖。我常把同学带回家玩，一起做功课。最常和我回家的是小伙伴王如骐，她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常去她家玩，和她的父母、弟弟都混熟了。

　　我把小伙伴带回家后最头疼的是，老爸要问同学父母的名字和他们所在的系。因为老爸在清华园里认识的人很多，他当成了乐事，而我和同学一样尴尬，抗议从来无效。

　　当时我家住胜因院52号，住53号的陈洪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有三个弟妹；住51号的翟桂琪和54号的魏珂馨是我的同级同学，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我们既是同学，又是玩伴。我们一起厮混了许多年，一起升入清华附中，一起去陕北插队。现在和当年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时，常常谈笑当年在小学校园内外的趣事。一样的快乐，一样的童心。

　　那时学校要检查学生的一些项目。小书包上挂的“三友”是为检查用的，衣袋里的手绢才是为自己用的。学校抽查学生的手、脸、脖子是否干净，指甲是否剪短。有趣的是，学校还查学生们是否真正午睡。午休时间不许学生在校，还安排学生轮流当值日生。小纠察的任务是，在自己家这一片检查同学们是否真正睡觉了。我从幼儿园起就不爱午睡，经常装睡，上小学后一样装睡。可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当纠察时，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我们跑到胜因院14所每家的窗外聆听，分辨着哪位同学在说话，没午睡。然后记在本子上，交给老师。真不怕得罪同学！那时的人单纯，也没有同学报复。我们的作为，很像后来看过的许多电影、电视剧里的剧情，看热闹的人们在新人结婚之夜去听房，只是性质不同。唉，当年的附小对学生们的健康，也太重视了！

　　七、“除四害”、养蚕

　　当年的孩子真听话，学校一声号令，全校同学齐行动。“除四害”是个全民运动。“灭苍蝇”，小学生们人手一拍，连地下的苍蝇儿女也不能幸免。我们用小铲子在树下、草地上挖了一个个洞，把大大小小的虫蛹放到火柴盒里，第二天带去交给老师。其实妈妈是生物老师，我早就知道苍蝇蛹是小个的。我们交的蛹，除了苍蝇蛹外还有大青虫、蝴蝶等昆虫的蛹。在灭害虫的同时，我们把益虫也给灭了。反正数量第一，加上老师根本不知道哪一种是苍蝇蛹。“灭老鼠”， 是把死鼠小尾巴剁下来上交。 “打麻雀”最受我们欢迎，当年我们搞到一串串的麻雀，这些可怜的小鸟全成了我们的“红烧小鸡”。好在后来给麻雀“正名”了，不再是“四害”之一。

　　那时几乎各家的孩子都养蚕。同学们在课堂上交换蚕籽和小蚕，下学后爬树采桑叶。近处桑叶采完了，就去远处摘叶子。蚕吐丝时，我们给蚕准备了一个个平台吐丝，白丝、黄丝，好漂亮。半夜起来还要检查一下，是否有的蚕不乖，离开了吐丝床。同学们互相串门，了解别家蚕吐丝的情况。蚕吐完丝后变成蛹，可惜不是交苍蝇蛹的时候，不然估计有人会在火柴盒里加上些蚕蛹上交。谁让孩子们的好胜心强呢！这种自发的养蚕运动持续了几年，随着我们进入中学而告终。

　　八、“五朵金花”、小姐妹

　　我家有5个女孩，被当时清华园的一些熟人誉为“五朵金花”。我们全是清华附小的学生。姐姐江小明高我两级；大妹江小东上实验班，低我一级；二妹江小京低我三级；小妹江小宁比我小10岁。我们四个大的女孩，同时读小学，在校园里经常碰面。在家里，大的还给小的辅导功课。附小运动会时，我们都参加。我得过名次，但姐妹的运动成绩比我出色。

　　女孩子嘛，课余也玩“过家家”、踢毽、跳绳。家里养了兔子、鸡、鸭、鹌鹑等活物，我们放学后要到前边的大沟里挖兔草，给鸡、鸭准备饲料。我们还去河沟里摸鱼、捉泥鳅，我被蚂蟥咬过几次。有一次我在大沟里抓到一只田鸡，我把皮剥了，取出内脏，好奇地发现心脏还在继续地跳。也许这是我对生物医学最初的认识吧。

　　妈妈在院子里种了各种果树、花卉，我们是小帮手。从翻地、播种、浇水，忙到收获。我们院子里有葡萄、苹果、桃子、杏、大枣、花生、红薯、玉米、瓜类和各种蔬菜。同学们、邻居和亲友们都喜欢到我们的院子里欣赏和享用果实。

　　我们和同是附小同学的邻居们一起玩，一起疯。夏日里我们白天一起游泳，晚上去看露天电影。冬日里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我们一起玩“踢罐电报”，藏猫猫，爬树、爬墙、掏鸟窝，捉蝴蝶和蚂蚱，斗蛐蛐和养蝈蝈，粘知了和蜻蜓，居然还烧知了吃！有一次我们决定捅马蜂窝，我逞强用杆子去挑，结果马蜂在我脖子上蜇了两个大包。老师和同学们大概都不知道我这个乖孩子也有很皮的时候。

　　多美妙的年代，多快活的童年啊！我常常回想那段时光，好幸福。

　　我们五姐妹都很努力。小明后来在北京联合大学担任总教务长；我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后在知名药厂做研究工作；小东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小京在美国拿了硕士后做IT工作；小宁在北京的公司工作后退休。我们都记得清华附小对我们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两个小舅舅廖庆天、廖庆同，在我们姐妹之前在清华附小就读过。我女儿王国媛也毕业于清华附小，当年教过我的一些老师也教过她。小明的儿子高江、小东的儿子程墨和小宁的儿子江圣骅也都念过清华附小。

　　清华附小是我们家三代11个人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在那里，有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清华附小，你桃李满天下，你当年播种，现在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