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小老师杂忆----唐虔（清华附小1964届二班毕业生）

　　我们这班人自1964年从清华附小毕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最近收到当年的同班同学陈洪发来的邮件，说起有几位同学发起征文，号召大家为清华附小建校百年写些回忆文字。随后又看到王如骐同学转来的几位同学写的文章，几十年前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想想也是，50多年前的小学生活虽然时间久远，但儿童时代幸福时光的不少回忆仍然清晰，也很温馨。我非文科出身，文笔有限，也回忆不出什么大事，只记得一些有关教过我们的几位老师的一些小事。于是响应号召，忙里偷闲，写下这篇“杂忆”，为母校的百年诞辰捧个场。

　　我们1958年入学时进的是一年级二班，班主任是谢令德老师。谢老师对学生很好，我们最初认的字和学的算术都是她教的，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看其他一些同学，包括谢老师的女儿师诚同学，都写了不少谢老师一生教书育人的事迹，我便不重复了。

　　谢老师带了我们两年，三年级时来了黄玉琴老师。黄老师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教学水平好像一般，但工作热情极高，对学生好得就像邻居家的大姐。记得她多次带我们去颐和园玩，我这里还保存有一张1961年3月全班同学在颐和园的合影照片。黄老师的家就在离颐和园一站地的32路公交车站的路旁，我们都去过她家。那时黄老师还没有成家，与父母同住，她的家人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她一样，非常热情，给我印象很深。

　　四年级是我们班走背运的一年，换了几个班主任，都治理不了我们。后来来了涂铁仙老师，从清华调来的，好像在部队上工作过，常穿一条黄呢子军裤和一双将校靴。涂老师人极好，但俗话说“好汉有人欺，好马有人骑”，班上几个特别淘气捣乱的学生，有男有女，就反了天了，涂老师一筹莫展。记得有位女生，不知犯了什么错，被涂老师说了几句，这位同学就开始大哭，并做昏倒状。吓得涂老师抱起这位女生，多方安慰，且陪着流下眼泪。我们几个男生在一旁窃笑，涂老师还大声训斥我们没有同情心。正如王如骐同学所回忆的，我们四年级二班成了“大乱班”。

　　五年级时我们班时来运转，来了救星沈玉凤老师。沈老师书教得好，人又长得漂亮，记得那时戴一副黑框眼镜，常穿一件阴丹士林蓝布的斜襟罩衣。沈老师是铁腕治班，对调皮捣蛋的同学绝不手软。还是前面说的那位女同学，因学习不大用功，被沈老师数说了几句，便故技重施，又哭泣并做昏倒状。不想这次碰到的对手不同了，只见沈老师把手一背说：“你往下倒呀，我不会扶你。”弄得这位同学只好又站了起来。我看到有几位同学都回忆说，当年对沈老师是 “又敬又怕”，大概有些道理。在沈老师治理下，五二班迅速拨乱反正，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集体荣誉感大大增强。结果是全班学习成绩上升，学校运动会上拿冠军，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六年级，沈老师病休，我们班又散了。来了一位凌仪真老师做班主任，印象是很高高在上，不大理我们，我们也失去那种争强好胜的劲头，凑合到了毕业。好在我们的学习都还不错，全年级好像有40多人上了清华附中。

　　说到老师就不能不提到校长顾蔚云这位毕生献身教育的老人。她那瘦小的身影和有些难懂的南方口音至今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大名也一直留在我们的毕业证书上。教导处朱鑑荣主任乃是另一位任劳任怨、为我们日夜操劳的人。颇深的一个印象是毕业那年，有一天忽然要全年级同学到操场集合，在大柳树下听朱主任讲话，她刚刚从海淀区教育局开会回来，满脸是汗，给我们讲考中学的规则。

　　记得1960年代初学校来了一批复转军人当老师，但多数人并不适应工作，最后好像只留下教体育的关永长（小关）老师和安孟林老师。安老师在军中大概是搞政工的，那年头已经开始“突出政治”，于是当了副校长。后来清华大学党委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又从大学调来一位尚复珍老师来当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那时我们都知道尚校长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最后拍板的都是她。在这几位的领导下，附小的名声相当不错。我们这届毕业时或许可算是学校的黄金时代吧。

　　我们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惠莲老师应该也算是一位“校级领导”了。印象里她不教课，专职少先队工作。我在小学入队后每年都是班干部，戴“二道杠”，有一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还戴上了“三道杠”。在少先队里我敲小鼓，每次全校开队会我都要跟着队旗敲着鼓入场。队会结束时都是何老师领着“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齐声高呼：“时刻准备着！”

　　我们那时的附小老师同姓的不少，我们就根据年龄分别称作大×老师或小×老师。比如：当班主任的彭光玉老师（大彭）和彭光玺老师（小彭），就是一对姐妹花。教体育的有关培超老师（大关）和关永长老师（小关）。大关老师风度翩翩很受学生青睐；小关老师不是科班出身，从军队转业而来教体育，以军队作风教学，人很随和，人缘不错。还有刘秉钟老师（大刘）和刘维孝老师（小刘）。大刘老师教音乐，很有特点。至今仍记得他讲解唱四四拍的歌要保持“强-弱-次强-弱”。每次音乐课的最后是音乐鉴赏，听唱片，用的是老式的手摇唱机。大刘老师一边摇手柄一边讲解唱片的内容，有时兴起，只见他端着教鞭当枪，以“鬼子进村”状，在课桌椅空行间大步前进。小刘老师也教体育，后来娶了另一位女同事田翠荣老师（小田）为妻。记得他们谈恋爱时总有好事的男生尾随他们窥视，回来向大家通报情况。

　　小学6年，印象最深的当属沈玉凤老师。毕业后我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她。1980年代后期我在国外工作时，大约是1987年，我有一次回国公干，到附小去看望了沈老师，当时她已经做了副校长。我把自己博士学位的毕业照片送给她，希望老师高兴。因我又到国外工作，后来的20多年间都没有再见过她。前两年小学同学为沈老师庆祝80大寿，我又因工作在身，不能前往拜寿，幸有王如骐同学送给我一份现场录像的CD盘。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沈老师在聚会中拿出保存了20多年的我送给她的那张博士毕业照向同学们展示。去年夏天我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偕同妻子去看望了沈老师，老师年过八旬，精神旺健，思路清晰，真让我这做学生的为她高兴。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可以说既幸运又艰辛。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艰辛的是我们后来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人。好在我们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终究使我们成了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数十年前在附小接受的启蒙教育，在诸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对我们后来的生活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实在应该对我们的老师们道一声感谢。